一九四四年七月，重庆的热浪比往年更甚。整座山城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而我这间参谋本部的办公室，则是蒸笼的最中心。墙上的军用地图在高温下仿佛都要卷边，空气中弥漫着汗水、油墨和焦虑混合在一起的酸腐味道。
作为参谋次长，我此刻正经历着这一生中最漫长的煎熬。我的目光死死钉在地图上的那个点——衡阳。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已经超出了军事学的范畴，变成了一场意志与血肉的极限较量。
七月的第一周，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
七月二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暂时停止了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在过去的五天里，日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像疯狗一样扑向衡阳的外围阵地，却被方先觉的第十军崩掉了满嘴的牙。张家山、五桂山这些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山包，如今成了绞肉机。
我看着前线发回的战报，心中没有一丝喜悦，只有深深的忧虑。横山勇停止攻击，不是因为他被打怕了，而是因为他在调整部署。情报显示，日军正在从后方调运攻城重炮，甚至准备了大量的毒气弹。
刘斐站在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文。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他说，次长，横山勇给东京发了电报，声称之前是因为轻敌，发誓要在下一轮攻击中彻底粉碎衡阳守军。日军正在给前线部队配发防毒面具。
我猛地吸了一口烟，辛辣的烟雾呛得我咳嗽起来。毒气。这是日本人最卑鄙的手段。方先觉的第十军虽然工事修得巧妙，但防化装备几乎为零。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盟军联络官兴高采烈地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庆祝酒会。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在我的士兵正在呼吸着芥子气的时候，我没有心情喝香槟。我抓着他的领子，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对他说，我需要空投，我需要防毒面具，哪怕是过期的也好，立刻给衡阳空投下去。
美国人被我的样子吓坏了，他答应去协调第十四航空队。那天晚上，陈纳德将军派出的运输机冒着日军的地面炮火，向衡阳城内投下了一批防毒面具和药品。但这对于坚守孤城的两万将士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充满血色的日子。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给方先觉发去了一封电报。我没有用长官的口吻，而是用一个老兵的身份。我说，子珊，七年前我们在北平看着日本人跨过卢沟桥，七年后的今天，你在衡阳挡住了他们。你身后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国家。
方先觉的回电很快就来了。电文很简单，却重如千钧。他说，职部誓与衡阳共存亡，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绝不后退半步。
七月的第二周，暴风雨前的宁静被打破。
七月十一日，日军发起了第二次总攻。这一次，横山勇动用了四个师团的兵力，并在空中力量的掩护下，对衡阳实施了地毯式轰炸。
我在重庆的作战室里，整夜整夜地守在电话机旁。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声音，仿佛是地狱的嘶吼。日军使用了燃烧弹，整个衡阳城变成了一片火海。我们的士兵在烈火中射击，在废墟中肉搏。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张家山。那里是衡阳城南的制高点，谁控制了张家山，谁就控制了衡阳的命门。守卫张家山的是第十军预备第10师的一个营。
刘斐向我汇报战况时，眼泪止不住地流。他说，那个营打光了。日军冲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伤员拉响了所有的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阵地丢了又夺回来，夺回来又丢了，反复易手了十三次。现在的张家山，已经被尸体堆平了，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全是血红的颜色。我命令刘斐，记录下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如果他们没有名字，就记录下他们的部队番号。
七月十三日，日军攻破了衡阳的第一道防线。方先觉不得不收缩兵力，退守城垣阵地。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收到了一份来自外围援军的电报。负责解围的第62军和第79军，在衡阳外围遭到了日军阻援部队的顽强阻击，寸步难行。
我愤怒地摔了杯子。我在电话里大骂解围部队的指挥官。我吼道，你们距离衡阳只有不到二十公里，那是咫尺天涯吗。方先觉在里面流血，你们在外面看戏吗。给我冲，哪怕把部队打光了，也要给我冲进去。
但我知道，这种愤怒更多的是一种发泄。日军采用了围点打援的战术，他们的阻击阵地修得固若金汤。我们的援军装备差，缺乏重武器，很难突破日军的防线。
七月的第三周，也就是七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局势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
七月十六日，日军突入衡阳市区。巷战开始了。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屠杀。日军有坦克，有喷火器，有毒气。而我们的士兵，只能躲在残垣断壁后面，用步枪和集束手榴弹还击。
方先觉在电报中告诉我，城里的水断了，粮食也快吃光了。士兵们饿得头晕眼花，还要和鬼子拼刺刀。他说，很多伤员因为伤口感染发炎，在痛苦中死去，尸体因为无法掩埋，在高温下腐烂，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尸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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