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窗外重庆阴沉的天空，感到一阵深深的绝望。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发电报，鼓励他们坚持，许诺援军马上就到。
哪怕我知道，这许诺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七月十八日，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东京传来。东条英机内阁倒台了。
这个消息像是一针强心剂，让濒临崩溃的衡阳守军看到了一丝希望。我们在广播里大肆宣传这个消息，告诉士兵们，日本人快撑不住了，他们的政府都垮台了，只要再坚持一下，胜利就是我们的。
我也试图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外交途径，寻找停战的可能。但日本人很快就用更猛烈的炮火回应了我们的幻想。新上台的小矶国昭内阁，为了证明自己比东条英机更强硬，命令横山勇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衡阳。
七月二十日，日军再次施放毒气。这一次，他们使用的是糜烂性的芥子气。
衡阳城内的惨状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方先觉报告说，整连整连的士兵在毒气中倒下，皮肤溃烂，喉咙肿胀，窒息而死。幸存的士兵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
我在办公室里，双手抱头，痛苦地呻吟。我是指挥官，我应该冷酷无情，但我也是人。那是两万条鲜活的生命啊，就这样在我眼前一点点消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滇西，七月的雨季让怒江变成了一条咆哮的黄龙。
宋希濂的远征军在松山脚下依然举步维艰。虽然我们使用了火焰喷射器，烧毁了日军的一些地堡，但松山要塞的主体结构依然完好。日军躲在深埋地下的坑道里，像幽灵一样收割着我们士兵的生命。
卫立煌在缅北的攻势也陷入了泥潭。密支那的日军第18师团残部，在水深过膝的战壕里死守。中美联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七月的最后一周，七月二十二日到三十一日。
这一个星期，是对人类神经极限的挑战。
七月二十四日，衡阳守军的弹药即将耗尽。
方先觉发来电报，请求空投弹药。他说，只要有子弹，弟兄们就能打。
我命令中美混合空军，不惜代价进行空投。但是，衡阳城区太小了，日军的防空火力又太猛。很多空投物资落到了日军的阵地上，成了资敌的礼物。
看着那些珍贵的弹药落入敌手，我的心在滴血。
七月二十七日，衡阳外围的解围战斗再次失败。第62军的一个师虽然一度突进到距离衡阳只有几公里的地方，甚至能看到衡阳城内的火光，但在日军的反击下，被迫撤退。
那是希望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也是最绝望的一次。
方先觉在城楼上看到了援军撤退的信号弹。他在电报中说，援军已退，我军已成孤岛。但我第十军绝不投降，愿以死报国。
七月二十九日，日军对衡阳发起了第三次总攻的准备性炮击。
这一次，横山勇几乎把第十一军所有的火炮都集中了起来。炮弹像冰雹一样砸在衡阳那已经破碎不堪的土地上。每一寸土地都被翻了又翻。
七月三十一日，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我在参谋本部的阳台上，看着嘉陵江的流水。江水浑浊而湍急，向东流去，永不回头。
刘斐走过来，递给我一份最新的统计报告。他说，次长，这一个月，我们在衡阳消耗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万五千人。第十军还能战斗的人员，恐怕不足三千人了。
我接过报告，手在微微颤抖。三千人，面对日军四个师团近十万人的围攻。这哪里是战斗，这是献祭。
我抬起头，看着刘斐，声音沙哑地问，子珊还在坚持吗。
刘斐点点头，眼眶红了。他说，还在。刚才收到电报，方军长正在组织伙夫和马夫编入战斗连队。他说，只要还有一个活人，衡阳的大旗就不会倒。
我转过身，面对着东方的夜空。那里是衡阳的方向。我缓缓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这个七月，我们在血与火中度过。衡阳，这座原本普通的城市，用它的毁灭，换来了中华民族的不朽。我知道，无论结局如何，这四十七天的坚守，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而在那丰碑之下，埋葬的是我两万名最优秀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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