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六月，重庆进入了最为难熬的梅雨季节。天空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破抹布，没完没了地向下滴着浑浊的雨水。这雨水顺着参谋本部青瓦的屋檐流下，在天井里汇成一个个浑浊的水洼，映照出我那张苍白且布满血丝的脸。
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此刻正经历着这八年抗战以来最分裂的精神状态。我的左耳听着收音机里BBC广播激昂的英语播报，那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捷报；而我的右耳，却紧贴着黑色的电木电话听筒，里面传来的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那从不示弱的声音里罕见的颤抖。
六月的第一周，绝望与希望并存。
六月六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美国联络官兴冲冲地闯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挥舞着香槟，嘴里高喊着第二战场开辟了，德国人完蛋了。他的快乐是那么纯粹，那么刺眼。
我礼貌地接过酒杯，抿了一口，苦涩得难以下咽。我转身走到挂满大幅地图的墙壁前，指着湖南那片被红色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覆盖的区域，冷冷地告诉他，在你们欢呼的时候，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正指挥着八个师团，像一台巨大的压路机，碾碎了我们在新墙河和汨罗江的防线。
薛岳的天炉战法这一次失灵了。横山勇吸取了前三次长沙会战惨败的教训，不再搞长驱直入的冒险，而是采用了方阵战术，也就是日军所谓的铁滚扫荡。他们齐头并进，不留空隙，遇山开路，遇水搭桥，把我们原本用于诱敌深入的口袋阵，硬生生地踩平了。
六月七日，日军前锋逼近长沙外围。岳麓山上的重炮阵地开始发威，但我知道，那是强弩之末。因为我们的炮弹已经不多了，而美国人的运输机，此刻正忙着把补给运往欧洲，或者是运往那个该死的缅北。
我接通了薛岳的专线。电话那头全是爆炸声。薛岳喊道，次长，鬼子的飞机太凶了，我的一线阵地完全暴露在轰炸之下，请求空中支援。
我握着话筒，感到一阵无力。我们的空中力量，除了要在缅甸支援远征军，还要防守重庆，能分给湖南的，只有寥寥数架破旧的俄制驱逐机和几架飞虎队的P-40。我只能告诉他，尽量利用夜间机动，要把日本人拖在长沙城下，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与此同时，在两千公里外的滇西，另一场血战正在升级。
六月八日，也就是六月的第二周伊始。宋希濂指挥的远征军虽然渡过了怒江，却在松山脚下撞得头破血流。
松山，这个在地图上不起眼的小黑点，成了我们喉咙里的一根毒刺。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在这里经营了两年，把整座山掏空，建成了一个巨大的永久性要塞群。
前线发回的战报触目惊心。我们的士兵像割麦子一样倒在日军的交叉火力网前。刘斐向我汇报，攻击部队的一个连，冲锋了十分钟，就只剩下三个活人，连长被日军的机枪打成了两截。
我看着松山的等高线图，那里标注着子高地、阴登山、滚龙坡这些地名。我知道，如果不拔掉这颗钉子，滇缅公路就永远打不通，我们在缅甸的驻印军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我给宋希濂发去急电。我的措辞严厉到了极点。我说，拿不下松山，你我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批准他动用刚刚运到的美式火焰喷射器和巴祖卡火箭筒。我要他用火，把躲在地洞里的老鼠全部烧死。
六月的第二周，长沙的局势急转直下。
横山勇为了尽快拿下长沙，动用了毒气。
六月十二日，日军突入长沙近郊。他们在攻击受挫时，卑鄙地向我守军阵地发射了大量的路易氏气和芥子气。我们的士兵很多还是穿着草鞋的川军和湘军，根本没有防化装备。
情报参谋念着战损报告时声音都在发抖。整整一个营的士兵，在阵地上被毒气熏死，死状极惨，全身皮肤溃烂，眼球突出。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像是老天爷在为这些冤死的亡灵哭泣。我无法想象那种在地狱里挣扎的痛苦。我只能命令后勤部，把库存里所有的防毒面具，哪怕是旧式的一战时期的存货，也全部空投给第九战区。
六月十五日，日军完成了对长沙的合围。
这一天，我收到了薛岳的绝密电报。他在电报中暗示，长沙已经守不住了。日军这次是铁了心要打通大陆交通线，兵力之多，火力之猛，前所未有。如果死守长沙，第九战区的主力可能会被全歼。
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长沙，这座抗战中的英雄城，三次挡住了日军的铁蹄，它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长沙丢了，对全国军民的士气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但我必须保持理智。我是参谋次长，我看的是全局。如果第九战区的主力在长沙拼光了，那么后面的衡阳、桂林、柳州谁来守。
我在地图上用红蓝铅笔重重地画了一条线，那条线在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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