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四月，清明时节，雨水并未如诗中那般带来哀思的洗礼，反而像是一种粘稠的腐蚀剂，慢慢消融着我所有的耐心与希望。重庆的天空低垂，铅灰色的云层仿佛触手可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作为参谋次长，我坐在那张磨得发亮的办公桌后，手里紧攥着一支红蓝铅笔，笔尖在地图上颤抖。我的目光在中原腹地与缅甸丛林之间来回游移，像是一个即将输光筹码的赌徒，在两张致命的赌桌间绝望地寻找翻盘的机会。
四月的第一周，噩耗如同瘟疫般蔓延。
在中原，日军第十二军的攻势并未像某些乐观的参谋预测那样是浅尝辄止的骚扰。四月三日，日军主力越过泛滥区，开始向郑州外围实施向心突击。我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汤恩伯的第一战区部队，这支庞大却虚弱的恐龙，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切割下，正在迅速丧失反应能力。
电话铃声在深夜炸响，那是刘斐从洛阳发来的。他的声音听起来极度疲惫，甚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恐。他告诉我，在前线视察时，他亲眼目睹了一个整编团在没有遭遇日军主力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听到了坦克的轰鸣声就发生了溃散。更可怕的是，当溃兵经过村庄时，被愤怒的河南百姓缴了械。那些百姓拿着锄头和红缨枪，眼中燃烧着比对日本人更深的仇恨，他们喊着谁给饭吃就听谁的。
我握着话筒，感觉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这就是民心。当我们失去了人民，我们甚至连站在这一片土地上的资格都在丧失。我命令刘斐，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把第十三军的主力带出来，那是汤恩伯手里最后一点能打仗的家底，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散在豫东的旷野上。
与此同时，在数千公里外的缅甸，四月五日，英帕尔战役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日军第三十一师团完全切断了科希马通往英帕尔的道路，将两千五百名英印军包围在科希马的一座山脊上。那个地方甚至只有两块网球场那么大，双方隔着网球场互相投掷手榴弹。
盟军联络官每天都在我的办公室里咆哮，挥舞着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发来的加急电报，指责我见死不救。他说如果我不立即让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整个印度都会沦陷。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心中只有冷漠。我告诉他，我的心在流血，但我不能把我的血一次流干。如果我现在把卫立煌的X部队或者宋希濂的Y部队不顾一切地填进去，那我也许能救下英国人，但我会丢掉整个中国。
四月的第二周，中原的战火烧红了半边天。
四月十日，日军完成了对郑州的合围。岗村宁次的战术非常清晰，他不急于攻城，而是先扫清外围，切断所有退路，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开我们的防御体系。
我在参谋本部的作战室里，连续三天没有合眼。我试图调动第五战区的部队去侧击日军的后背，但李宗仁的部队行动迟缓，总是以补给不足为由推脱。我知道，这是军阀的通病，大家都想保存实力，都想看着别人的部队被消耗。在这场国家存亡的决战中，这种私心简直就是自杀。
四月十二日，我接通了汤恩伯的专线。这一次，我没有对他咆哮。我用一种异常平静的语气问他，如果郑州守不住，他打算在哪里死。
电话那头的汤恩伯沉默了许久。那一刻，我仿佛能看到他那张因为恐惧和焦虑而扭曲的脸。他终于说出了实话，他说部队已经乱了，他在电台里根本联系不上下面的师长。他说他准备把指挥部撤到密县，依托嵩山进行抵抗。
我叹了口气，挂断了电话。我知道，郑州完了。但我不能让这种失败变成一场无法收拾的雪崩。我立刻起草了一份绝密命令，直接发给正在向洛阳集结的几个中央军嫡系师。我命令他们，不要去管汤恩伯的溃兵，立刻在洛阳外围构筑复廓阵地。我要用这几个师的血，为重庆争取最后的时间。
四月十四日，缅甸方面传来了一丝微弱的希望。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他们冒着日军的高射炮火，向被围困在科希马的守军空投了水和弹药。卫立煌的驻印军X部队也在我的严令下，开始向孟拱河谷发动牵制性攻击，迫使日军第十八师团无法分兵增援英帕尔。这是我在走钢丝，我在用极其有限的筹码，维持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平衡。
四月的第三周，也就是四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局势急转直下，令人窒息。
四月十八日，日军第十二军以第37师团为先导，在百余辆坦克的掩护下，向郑州发动了总攻。我们的守军，虽然在我的严令下拼死抵抗，但在绝对的火力劣势面前，阵地如同沙雕般崩溃。
更让我痛心的是，日军使用了毒气。
前线发回的电报上沾着血迹，报告说日军在攻击受挫时，发射了大量的芥子气炮弹。我们的士兵没有防毒面具，成片成片地倒在战壕里，皮肤溃烂，呼吸道被烧焦。看着这份战报，我的手在颤抖，指甲深深嵌入了掌心。我恨不得冲到前线，用牙齿咬断那些侵略者的喉咙。但我不能，我是指挥官，我必须保持理智。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请大家收藏：(m.zuiaixs.net)我指挥了八年抗日战争醉爱小说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