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的元旦，是在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声中到来的。
警报并非实弹，而是陪都例行的全城演习。冰冷刺骨的晨雾笼罩着山城重庆，将那些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和石板路都浸染得湿漉漉的。我站在参谋本部位于半山腰的作战室窗前，没有回头，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那些年轻参谋们因为新年和演习而混合在一起的、略带兴奋的紧张气息。他们还很年轻，战争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或许还未完全褪去史书上的传奇色彩，但对于我来说，战争只是办公桌上一摞摞冰冷的卷宗，是地图上一个个需要用人命去换取的箭头，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流逝的民族血脉。
“总长，这是整理完毕的各战区去年十二月下半月战报、日军动态情报汇编以及军政部送来的本月军需分配预案。”我的首席作战参谋陈思平上校将三份厚厚的文件夹轻轻放在我身后的巨大地图桌上，声音沉稳，没有被窗外的警报声影响分毫。陈思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心思缜密，记忆力惊人，更重要的是，他对我那些时常显得“惊世骇俗”的战略构想从不质疑，只会以最快的速度将其分解、完善，变成切实可行的作战指令。
我转过身，没有去看那些文件。那些内容，在它们还是一封封零散的电报时，早已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思平，把第九战区的敌我态势图拿过来，再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个月关于日军第十一军人事变动和物资调集的所有原始情报都找出来。”
“是。”陈思平略感意外，但立刻立正敬礼，转身去高大的文件柜里翻找。
作战室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其余的参谋们停止了交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那面覆盖了整面墙壁的巨幅中国地图。他们的目光精准地找到了那个被红色铅笔重点圈出的区域——以南昌为核心的赣北地区，以及浩渺的鄱阳湖。战争的嗅觉，是这个时代军人最基本的素养。他们都明白，我的这个指令，意味着一场大战或许已在酝酿之中。
一九三八年的硝烟尚未散尽。秋天，武汉、广州相继沦陷，日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也成功地将我们赖以生存的沿海经济命脉和华中腹地切断。战局进入了相持阶段。这是一个比正面会战更考验意志和智慧的阶段。敌人正在改变策略，日本新任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所谓的“东亚新秩序”声明，妄图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奴役我们。他们开始扶植伪政权，收买汉奸，妄图“以华制华”，从内部瓦解我们的抵抗意志。而军事上，他们也停止了长驱直入的全面进攻，转为对占领区的巩固和对关键战略要地的“有限目标”攻击。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会是哪里？这个问题，我从武汉撤退的那一刻起，就在脑中推演了无数遍。西安？切断我们与西北的联系。宜昌？溯江而上，威胁陪都。但我的目光，始终牢牢锁定在南昌。
南昌，是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的交汇点，是连接华中、华东和华南的战略枢纽。拿下南昌，日军不仅可以彻底切断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的联系，还能以此为基地，西窥长沙，南逼衡阳，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鄱阳湖和长江的水运体系，为其后续的作战行动提供便利的后勤保障。这颗钉子，冈村宁次——这个第十一军的新任司令官，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历史上的他，也确实这么做了。而现在，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在他动手之前，为他准备好一个足够坚固的坟墓。
陈思平很快将一卷巨大的地图和一叠文件摆在了桌上。地图是十万分之一的赣北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铅笔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最新的敌我部署。我戴上白手套，拿起放大镜，一寸寸地审视着图上的每一条等高线、每一条河流和每一个村庄。
“总长，根据调查统计局和军令部二厅的情报综合分析，自去年十一月以来，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镇武汉，频繁调动部队。其麾下的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正逐步向九江、武宁、瑞昌一线集结。同时，我们部署在长江沿岸的观察哨报告，日军运输船队近期在长江中下游活动异常频繁，大量的军用物资，尤其是重炮炮弹和舟桥器材，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九江港。”陈思平在一旁低声汇报着，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几个关键的位置。
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指引移动，最终落在了地图上那条蜿蜒曲折的河流上——修水。修水，发源于湘赣边界的幕阜山脉，自西向东，流经武宁、修水县，最后在永修县的吴城镇注入鄱阳湖。它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横亘在南昌的西北方向，是日军从九江方向进攻南昌必须突破的第一道天险。
“薛伯陵（薛岳字）的防线是怎么部署的？”我沉声问道。
“薛长官将第九战区的防线主体设在修水南岸。罗卓英将军的第十九集团军负责西段，从武宁到靖安的广大山区；王陵基将军的第三十集团军负责东段，从靖安到永修的河网地带。主力部队沿南岸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并且在几个主要的渡口，如虬津、吴城等地都部署了重兵。”陈思平对前线的部署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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