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重庆，终于显露出它作为“雾都”的本色。太阳，成了最奢侈的稀客。连绵的阴雨，夹杂着从两江上蒸腾起来的、化不开的浓雾，将整座山城包裹在一片灰蒙蒙、湿漉漉的寒冷之中。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干脆利落的冰冻，而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浸入骨髓的湿寒，如同这个国家此刻的心情，压抑、沉重，看不清前路。
随着国民政府的正式迁入，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城市，被时代的大潮，猛烈地推向了历史的前台。人口，在短短数月内，从几十万暴涨至数百万。狭窄的石板路上，永远是拥挤的人潮。穿着长袍的本地居民，扛着行李的下江人，穿着各式军装的士兵，金发碧眼的外国记者……各种口音，各种面孔，汇聚在这座依山而建的巨大迷宫里，共同呼吸着混杂了煤烟、饭菜香、汗水和消毒水味道的、属于战时首都的独特空气。
然而，在表面的喧嚣之下，一股无形的暗流，正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涌动。武汉会战的失利和文夕大火的国耻，像两块沉重的乌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万家岭大捷带来的短暂兴奋，早已被严酷的现实所冲淡。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个词，听起来充满了坚韧和希望，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它意味着更漫长的煎熬，更困苦的生活，和更渺茫的胜利曙光。失败主义的病毒，开始在这种湿冷而压抑的空气中，悄然滋生、蔓延。
我的参谋本部，已经搬迁到了渝中区上清寺的一处院落，这里曾经是四川军阀的官邸。条件，比初到时，好了许多。至少，我们有了一间可以悬挂完整作战地图的会议室，电话线路也经过了重整，不再那么频繁地中断。但是，我的心情，却比在武汉时，更加沉重。我清楚地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不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更是一场围绕着“战”与“降”的、意志与人心的殊死较量。而这场无形战争的第一个引爆点，就在这个阴冷的十二月，以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轰然炸响。
一、第一周（12月1日-12月7日）：寒雾中的暗流
十二月的第一天，我签发了自迁都重庆以来的第一份，关于全军冬季整训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是我在长沙之火的痛苦反思后，联合军政部、军训部的同僚，耗费了近半个月心血的结晶。
其核心，不再是单纯强调军事技术，而是将“军民关系”和“持久战思想”，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我明文规定，所有部队，在整训期间，必须派出官兵，帮助驻地民众，修复水利，开垦荒地。我要求，从军长到士兵，都必须参加由政工干部组织的、关于“论持久战”的学习。我要让每一个人，都从骨子里明白，我们打的，是一场全民的、长期的、以弱胜强的战争。民众的支持，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坚韧的意志，是我们最强的武器。
这份文件，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许多习惯了传统治军方式的将领，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士兵的天职，就是打仗，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是“不务正业”。
“韩次长，恕我直言。”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一位从北方战区来的集团军总司令，带着几分酒气，毫不客气地对我说道，“您让弟兄们去学习延安那边‘泥腿子’的做法，又是帮老百姓种地，又是学习什么‘持久战’，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我们是中央军，是正规军！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补充装备，如何反攻，如何收复失地！而不是在这里，跟日本人比谁更能熬！”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高级将领的心声。他们，依然沉浸在“决战”的幻想之中，渴望着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洗刷之前的耻辱。
我看着他，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问道：“王总司令，我问你，武汉会战，我们投入了百万大军，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万家岭，我们全歼了日军一个师团，可我们自己，伤亡了多少？反攻，拿什么去反攻？拿弟兄们的血肉之躯，去填敌人的钢铁火网吗？”
我的反问，让他哑口无言。
“时代，已经变了。”我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指着那从北到南，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漫长的战线，“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我们所有重要的工业区和交通枢纽。我们，已经被彻底地封锁在了这片贫瘠的西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跟敌人拼消耗，拼装备，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比他们更能忍，更能熬。我们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有四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谁能把这种优势，真正地发挥出来，谁，才能笑到最后。所以，我搞的这些，不是‘花里胡哨’，而是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路。”
我的这番话，虽然暂时压制住了反对的声音。但是，我知道，思想的转变，远比战场的胜利，更加艰难。一种弥漫在国府高层的、看不见的暗流，正在顽固地，与我的“持久战”战略，进行着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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