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风，自长江三峡的万仞绝壁间呼啸而过，卷着刺骨的寒意和湿冷的江雾，扑向西行的船队。江水，不再是武汉江段那般开阔雄浑，而是被两岸陡然耸立的群山，挤压成一条狭窄而湍急的青色巨蟒。船，在险滩与漩涡中颠簸前行，高亢而凄厉的汽笛声，在空旷的峡谷里回荡，仿佛是这个古老民族，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断臂求生后，发出的痛苦而坚韧的呻吟。
我站在“民元”号轮船的甲板上，任凭凛冽的江风，吹透我单薄的军呢大衣。身后，是已经沦陷的国土，是炮火中燃烧的武汉三镇。眼前，是壁立千仞、云锁雾绕的蜀道之难。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将这个国家的政府、军队、工业、文脉，乃至不屈的灵魂，从富饶的江汉平原，迁往贫瘠却险要的西南腹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离乡背井的茫然和对前途未卜的忧虑，但更多人的眼中，燃烧着的，是家国破碎后，那股被逼到绝境、退无可退的、如同野草般顽强的求生欲。
武汉会战，历时四月有余，以我军的主动撤退而告终。我们付出了数十万将士伤亡的惨重代价，虽然也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但终究没能保住这座九省通衢的重镇。万家岭的辉煌胜利，更像是一场壮丽的烟火，照亮了抗战的夜空，却无法改变星辰的轨迹。随着广州的意外陷落，我们最后的海上生命线被切断，中国，彻底成了一座被封锁的孤岛。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了第二阶段——一个更加漫长、更加艰苦、也更加考验意志的相持阶段。而我，作为这场战争事实上的总指挥，必须在这片陌生的西部土地上，为这个国家，重新规划一条通往胜利的、布满荆棘的道路。
一、第一周（11月1日-11月7日）：西迁重庆，重整山河
十一月三日，经过近十日的艰难航行，我们的船队，终于抵达了此行的终点——重庆。
当这座城市，在晨雾中，缓缓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时，所有人都被震撼了。它不像武汉那般平坦开阔，也不像南京那样古都气象。这是一座真正的“山城”，楼阁房屋，依着陡峭的山势，层层叠叠地向上攀援，仿佛要与天公试比高。两条大江，长江与嘉陵江，如两条巨大的玉带，在山脚下交汇，奔腾而去。江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船只，码头上，是摩肩接踵、川流不息的人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辛辣的、带着煤烟和水气的独特味道。
这里，就是我们新的战时首都。
然而，短暂的惊叹过后，涌上心头的，是更深的忧虑。重庆，虽然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但它的城市基础设施，实在太过薄弱。狭窄的街道，简陋的房屋，落后的市政……要如何承载一个中央政府的全部机构，容纳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数百万难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参谋本部，要如何在这片混乱和拥挤中，重新建立起一个高效、精准的指挥体系？
我临时的办公室，被设在了渝中区的一处旧式公馆里。条件比武汉时，要简陋得多。没有宽敞的作战室，那张巨大的全国作战地图，只能委屈地铺在几张拼接起来的桌子上。电话线路，时常不通，电力供应，也极不稳定。但没有人抱怨。所有幸存下来的参谋，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电报机的滴答声，再一次，成了这里日夜不息的主旋律。
十一月五日，我主持召开了迁都重庆后的第一次高级军事会议。所有在渝的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室里，气氛凝重。武汉的失守，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失败主义的阴云，若隐若现。
“我知道，各位的心情，都很沉重。”我看着一张张疲惫而焦虑的脸，开门见山，“武汉丢了，广州也丢了。从表面上看，我们输了。但是，我要告诉各位，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的话，让众人精神一振。
“大家请看地图。”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杆，“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一年零四个月。我们失去了华北的大片平原，失去了淞沪，失去了南京，失去了徐州，现在，又失去了武汉。我们的国土，沦陷了近四分之一。但是，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全场。
“我们得到了时间！我们用巨大的牺牲，粉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我们把一场他们预想中的速决战，硬生生地，拖成了一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持久战！”
“我们得到了空间！大家看，从今天起，我们的背后，是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从湖南的雪峰山，到湖北的武当山，再到四川的秦岭大巴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屏障。日本人习惯于大兵团机械化作战，他们的坦克大炮，一旦进入这些山区，就将寸步难行。而我们，则可以将整个西部，变成一个巨大的游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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