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我们保全了我们的军队主力，保全了我们的工业命脉，更保全了我们四万万人民，不屈的抗战意志！这，才是我们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我的话，像一团火，重新点燃了会议室里沉闷的空气。将领们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
“所以，我今天召集大家，不是为了检讨过去的失败，而是为了规划未来的胜利。”我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无比严肃，“从现在起，我们的整个国家战略，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我将其总结为十六个字：‘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拖垮敌人’！”
“在正面战场，我们必须放弃过去那种‘寸土必争’的、不切实际的打法。我们的任务，不再是守住某一座城市，而是要依托有利地形，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体系，层层消耗敌人。在敌后战场，我们要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线，袭扰他们的据点，让占领区的日本人，一天都不得安宁！”
“具体的部署，”我的指挥杆，指向了湖南和湖北的交界处，“目前，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但他们也已是强弩之末。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在万家岭和武汉外围的战斗中，伤亡惨重，短期内，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判断，敌我双方，将在以新墙河为界的湘北地区，和以大洪山、桐柏山为依托的鄂中、豫南地区，形成暂时的对峙。而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个宝贵的喘息之机，在这些地区，抢筑工事，调整部署，建立起一条新的、稳固的防线。尤其是湖南，长沙，将成为我们拱卫大西南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门户。它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我们战时首都的安全。”
会议，一直开到了深夜。我们详细地讨论了每一条战线的兵力部署，每一个军的补充和整训计划。当会议结束，将领们散去时，虽然每个人的脸上，依然写着疲惫，但那种迷茫和消沉，已经被一种沉静而坚定的决心所取代。
我知道，最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二、第二周（11月8日-11月14日）：误报与乱命，长沙之火
进入十一月的第二周，重庆的天气，愈发地阴冷。连绵的冬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让这座本就拥挤的城市，显得更加潮湿和压抑。而从湘北前线，不断传来的零星战报，则像这恼人的秋雨一样，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人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日军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在经过短暂的休整补充后，果然如我所料，开始沿着粤汉铁路，向南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他们的前锋，已经越过了湖北的通城、崇阳，兵锋直指湘北的门户——新墙河。
负责保卫长沙和整个湖南地区的，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陈诚，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是一位有能力的军人，也是最高领袖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但是，他此刻承受的压力，也是巨大的。武汉刚刚失守，广州又意外陷落，全国上下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作为新的前线总指挥，他生怕长沙，会成为下一个陷得的省会。
这种巨大的压力，和对日军战斗力的过高估计，使得整个第九战区的指挥部，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焦虑，甚至有些草木皆兵的气氛。
十一月十日，我接到了一份来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绝密电报。电报是张治中亲拟的，他向大本营请示，鉴于日军攻势凶猛，长沙的防御，前景不容乐观。他建议，一旦长沙无法坚守，为了不将这座重要的城市和物资留给敌人，应该效仿俄国人火烧莫斯科的先例，制定“焦土抗战”的计划，在最后时刻，焚城撤退。
看到这份电报，我的眉头，立刻紧紧地锁了起来。
“焦土抗战”，这个策略，本身没有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针一线，这是正确的。但是，“焚城”，这两个字，却让我感到了一股极度危险的气息。
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把足以将敌人烧痛，但也极有可能，将我们自己，烧得体无完-肤的利剑。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一旦点燃，火势如何控制？民众如何疏散？这其中，需要何等周密细致的计划和组织？稍有不慎，就将酿成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立刻拿起电话，接通了张治中的指挥部。
“文白兄，”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一些，“你那份关于‘焦土抗t战’的电报，我看到了。你的顾虑，我理解。但是，焚城之事，关系重大，绝不可轻举妄动。我提醒你，第一，长沙的民众，疏散了多少？第二，焚城的计划，是否已经制定了周密的方案，比如，由谁来点火，在何处点火，以何为号，如何保障消防通道等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执行这个计划，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亲自批准，和我们参谋本部的书面命令。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准擅自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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