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阴沉的二月，北平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被历史的尘埃浸透的布，沉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我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少将的办公室里，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地图，窗外呼啸的北风似乎也带着一丝不详的预兆。来到这个平行宇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韩夏，这个名字与我前世全然不同，却肩负着指挥中华民族八年抗战的重任，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如同巨石般压在我的胸口，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身份是参谋次长，理论上是军事体系的枢纽，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明白自己是这场即将到来的浩劫中，真正意义上的决策者。
我知道历史的走向，更知道每一个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不能容忍任何错误。每天清晨，当第一缕微光透过窗棂，我便已坐在办公桌前。地图上，那些红蓝铅笔圈画出的战线，那些密密麻麻的符号，在我眼中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千百万同胞的血肉之躯。
第一周：1937年2月1日至2月7日
二月的第一天，北平城内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微妙的气氛。西安事变虽然已经和平解决，但各方势力仍在暗中角力，国共两党的谈判也进入了关键阶段。我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国防力量的整合与部署上。
上午八时，我的副官，一个名叫李明远的年轻上尉，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韩次长，吴组长和张处长已经在会议室等候。”
我点点头，示意他稍后。吴忠信，国民政府军委会的资深顾问，虽无军衔，但其政治敏感度和人脉深厚，是我处理复杂党政关系时不可或缺的臂助。张治中将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次长，是推动国共合作的温和派，也是我在军事政治层面上的重要联络人。
走进会议室，吴忠信先生微笑着向我颔首，他的目光锐利而深邃，仿佛能洞察一切。张治中将军则是一副儒雅的书生模样，戴着一副眼镜，即便身处军中，也始终保持着一份学者气质。
“二位辛苦了。”我坐下，直接切入主题，“西安方面的情况如何？”
吴忠信轻咳一声，道：“宋子文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努力仍在进行中。延安方面提出了若干条件，包括停止剿共、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等等。南京方面则坚持先服从再合作的原则。症结仍在。”
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我知道，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经之路。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尽力引导，避免误判。“停战是当前最大的共识，这已经是个良好的开端。张将军，各地军事部署的整合，是否遇到阻力？”
张治中扶了扶眼镜，眉头微蹙：“韩次长，各地军阀习性难改，虽然西安事变后，中央军的权威有所提升，但地方实力派对削减编制、统一指挥仍有抵触。例如川军、桂军，他们虽然口头答应抗日，但对兵权看得极重。此外，对日妥协派的暗流仍在涌动，这更增加了整合的难度。”
我心里一阵烦躁，但面上不露声色。这正是历史的困境，中华民族在近代所承受的屈辱，除了外敌侵略，更多的是内部的涣散和倾轧。“兵权是他们的命根子，可以理解。但时间不等人。张将军，务必将我们的军事意图，即‘预设敌情，统一战区，步步为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向他们渗透。告诉他们，中央绝不会对地方军队坐视不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服从大局。”
吴忠信补充道：“韩次长所言极是。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宋子文先生在财政方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他认为，只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才能保证抗战的持久。”
我点点头，宋子文，这个名字在我的前世，是金融和外交的代名词，在这个时空，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甚至能想象到他此刻在上海，面对各国银行家，舌灿莲花的场景。“财政是抗战的命脉，但军事准备刻不容缓。张将军，你近期要亲自去一趟河南和河北，了解地方部队的实际情况，尤其是部队的士气和装备。我需要第一手资料。”
张治中肃然应是。
送走二人，我陷入沉思。我深知，日本的侵略野心并非始于“九一八”，也绝不会止步于华北。他们的“北进南下”战略，是清晰而坚定的。而我们，能否在战争爆发前，尽最大可能地做好准备，将直接决定民族的存亡。
我的办公桌上，摊开着几份由情报部门送来的报告。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的调动异常频繁，其在华北驻屯军的兵力也有明显增加。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铁与火的现实。我拿起铅笔，在地图上圈画出平津地区的要害，又将目光投向了山西、山东。
下午，我召见了陆军大学的几位教授，包括蔡廷锴将军的旧部，现任陆大教授的黄琪翔将军。黄将军是一位思维活跃的军事理论家，对现代战争有独到见解。
“黄将军，各位教授。”我开门见山，“日本对华战略已无秘密可言，全面侵华已是箭在弦上。我想听听各位对未来战争形态的看法，尤其是以华北为战场的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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