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两千年的尾巴，屯子里还没有那么多灰突突的小楼房，土路一到开春就翻浆，踩一脚能带起二斤泥。张卫东就躺在那样一条土路尽头的三间瓦房里，已经躺了整整一个冬天。
他记得自己是秋天那会儿倒下的。那天傍晚他从苞米地里回来，脊梁骨像是叫人用冰锥子猛地攮了一下，接着那凉意就跟水银似的，顺着骨头缝儿往里灌。从那以后，日子就全变了味儿。他身上那股子二十三岁年轻人该有的热乎气儿，跟被人抽走了似的，剩下的皮肉成了别人的皮囊，沉得抬不动。
他妈把偏方找了个遍，十字坡的神水，隔壁屯儿香灰，他都捏着鼻子灌下去过，末了除了拉肚子，屁用不顶。拉到后来，拉出来的东西都是黑的，稀汤寡水，带着股烂菜叶子的馊臭。镇上的大夫把片子举到灯底下，照了又照，最后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摇头说，回去吧，大医院也这说法，植物神经紊乱，没啥器质性病变。他妈不懂啥叫器质性，就知道儿子这是叫“东西”给缠上了。
人一倒运，喝凉水都塞牙。开春的时候，他爹给人盖房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股骨头摔坏了，也躺在炕上。三头猪得了瘟，一宿的工夫全死了，埋的时候连坑都挖不动，冻土一镐下去一个白点。家里的活儿全落在他妈一个人身上，他妈的天塌不下来，因为她根本没工夫抬头看天。
张卫东听见他妈在外屋地烧火，柴火噼啪响，烟火气顺着门缝钻进来，香得他想哭。他什么味儿都闻不着了，鼻孔里永远是凉的，像塞了两管风。
有天夜里，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大雪地里，四野白茫茫的，没边没沿。他低头一看，没穿鞋，脚趾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远处有个黑影，像个人，又不像个人，那影子在雪地上走得飞快，脚不沾地，就那么出溜出溜地滑过来。他想跑，腿却像栽在雪里生了根。那黑影到了跟前，他看清了，是个干瘦的老太太，穿一身黑棉袄，脸白得跟纸钱一个色儿，眼珠子却是绿的，在雪地里泛着荧荧的光。那老太太伸出一只手，手背上长满了长长的黄毛，指甲又黑又厚，跟鹰爪子似的，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子，攥得生疼。那老太太开口了，声音不是从嘴里出来的，是直接响在他脑瓜仁里头的：“该回家了，孩子。”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手腕子那儿又疼又热，低头一看，那老太太攥过的地方，烧起了五个黑窟窿，正往外冒烟。
他是叫他妈摇醒的。他妈说，你喊啥呢，跟杀猪似的。他浑身汗透，跟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他张开嘴，想说说那个梦，可嗓子眼儿像塞了团棉花，一个字都挤不出来。他妈又端来一碗黑乎乎的药汤子，他不想喝，他妈就哭。他闭着眼灌下去，苦得舌头根子发麻，苦得他想把自个儿的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那天下午，屯子里开小卖部的老刘太太领来个老头。老头穿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手里拎着个布兜子，里头装着一面巴掌大的鼓，鼓帮子上拴着几根红布条和生锈的铜钱。他妈一见那老头，扑通就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头没扶她，径直走到张卫东炕前，低头看他。
张卫东也看他。那老头脸上皱纹堆叠，像风干的核桃皮，一双眼睛却亮得吓人，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盯得他浑身发毛。
老头开口了，声音沙哑，像锈蚀的铁器摩擦：“你身上凉不凉？”
张卫东点点头。
“哪儿最凉？”
他想了想，抬起手，指了指自个儿的后脊梁骨，就是当初那股凉意钻进来的地方。
老头伸出手，隔着一层棉袄，按在他后背上。那手也是凉的，干巴巴的，像五根枯树枝。老头按了一会儿，把手收回去，扭头对他妈说：“准备东西吧。红布三尺，新筷子一双，还有一壶烧酒，要六十度的。”
他妈慌了：“他大叔，这是……这是啥病啊？”
老头说：“不是病。是磨呢。这孩子身上有仙缘，老仙家找上门来了，这是‘磨’他，要让他顶香出马。他要是不出，这磨难就没完没了，熬到他油尽灯枯为止。”
他妈一听，眼泪又下来了：“那可咋整啊？他大叔，你救救他，我们出，我们出还不行吗？”
老头摆摆手：“不是我说了算，得看老仙家的意思。我今儿来，就是帮他们搭个桥，通个话。”
天擦黑的时候，老头把红布蒙在张卫东头上。那红布带着一股子樟木箱子的陈腐味儿，压得他喘不过气。老头盘腿坐在他对面，开始敲那面小鼓。那鼓声不响，闷闷的，一下一下，像敲在心尖子上。起初还有节奏，后来节奏就乱了，快一阵慢一阵，像马蹄子踩在烂泥地里。老头开始唱，唱的什么词儿张卫东听不懂，叽里咕噜的，不像人话，调子拖得长长的，带着哭腔，又像笑，听得人汗毛直立。那声音在黑暗的屋子里转悠，转得人脑仁儿疼。
张卫东头上的红布越来越重，压得他脖子都直不起来。他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冷气，好像有人拿冰片子一片一片往他脊梁骨上贴。他想喊，喊不出声。他想动，手脚不听使唤。他听见那老头唱得越来越急，鼓点密得跟下雹子似的。突然，那些声音全没了，一下子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外屋地耗子蹭墙根儿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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