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夏末，我回到吉林蛟河老家的祖宅。老宅是典型的东北大院，青砖黑瓦，屋檐下的木雕早已被风雨啃噬得面目模糊。推开院门时，门轴锈得嘎吱作响，像是老宅在呻吟。
我是家中最小的孙子，长辈们陆续迁往城里，这祖宅便荒废了十几年。此番回来，是为了整理老物件，处理掉该处理的，留下该留下的。
正房里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尘土气息。我拉开厚重的窗帘，光线斜照进来，灰尘在光束中翻腾。东北的夏天短，午后已透着凉意。
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我发现了一部老式转盘电话。黑铁外壳，黄铜拨号盘，听筒沉重得像是灌了铅。我试着提起听筒，只有死寂——电话线早已在房檐处断成两截，在风中无力地摇晃。
“这老物件，还能留着吗？”我自言自语，最终还是把它放回原处。不知为何，指尖触到那冰冷的听筒时，心里莫名一悸。
整理工作持续了三天。每天傍晚，我都会坐在院里那口被石板封死的古井边抽烟。井口爬满墨绿色的苔藓，石缝里钻出几株顽强的小草。家族档案里提过这口井，说是光绪年间打的，深不见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家里一个叫小翠的丫鬟投了这口井，原因不详。
“死过人的井，怨气重。”邻居张大爷叼着旱烟杆告诉我，“你爷爷那辈就不让用了，用石板封了。”
夜幕降临时，老宅显得格外寂静。东北乡村的夜晚不同于城里，没有霓虹灯的侵扰，黑暗浓稠得化不开。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反而衬得夜更静了。
第一夜子时，电话铃突然响了。
我猛地从炕上坐起，心脏狂跳。黑暗中，那铃声尖锐刺耳，一声接一声，固执得令人心惊。我抓起手电筒冲进堂屋，铃声还在响，黑铁电话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我盯着断掉的电话线，喉咙发干。铃声持续了约莫一分钟，停了。
第二夜，我特意守在堂屋。十一点五十九分，手表的秒针刚划过十二，铃声准时炸响。我咬咬牙，抓起听筒——里面只有电流的滋滋声，接着是断断续续的啜泣，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救救我……我在井里……”
声音凄楚无助，像从深水中传来，带着回响。我手一抖，听筒掉在桌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不敢再睡。每到子时，铃声准时响起。我试过拔掉电话线，可线本来就是断的；试过把电话搬到院外，第二天它总会回到原处。恐惧像冰水一样浸透骨髓。
我翻遍了家族档案。在一本发黄的账本里，夹着一张小翠的黑白照片。她约莫十七八岁，梳着两条粗辫子，眼睛很大，嘴角却不见笑意。照片背面用毛笔小楷写着：“庚寅年六月初八，丫鬟小翠投井身亡，年十九。”
档案里没有死因记载，但我在爷爷的日记本里找到只言片语：“小翠可怜，怀了东家的种，被大奶奶逼得走投无路……”
第七夜，我喝了半瓶高粱酒壮胆。子时铃声再响时，我颤抖着拿起听筒。
“救救我……井里好冷……”哭声更加清晰，几乎贴在耳边。
“小翠？”我鼓起勇气问。
电话那端突然安静了，接着传来更加凄厉的哭泣：“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井口封死了，我出不去……”
“我该怎么帮你？”我问，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石板……移开石板……”她的声音渐渐微弱，被一阵水声淹没，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将她拖回深处。
那一夜我再无睡意。天亮后，我绕着古井走了十几圈。移开石板？井下真有她的尸骨吗？按照东北民间的说法，冤魂不散是因为尸骨未得安葬。可是，万一这只是一场幻觉呢？
我给城里的父亲打电话，试探着问起小翠的事。父亲沉默良久，说：“你爷爷临终前交代过，那口井永远不要动。老一辈的事，说不清。”
又过了三天，我被折磨得形销骨立。每晚的铃声越来越急促，小翠的声音也越来越绝望。第十夜，她不再哭泣，而是平静地说：“明天是我的忌日。六月初八。你若不来，我便永远困在这里了。”
我查了农历，第二天正是六月初八。
那天下午，我请来张大爷帮忙。他听罢我的讲述，吧嗒吧嗒抽了半晌旱烟，最后叹了口气：“造孽啊。那丫头死的时候，肚子里还有个三个月的娃。你太奶奶嫌丢人，不让捞尸，直接封了井。”
夕阳西下时，我们撬开了井口的石板。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陈年腐土和某种难以形容的气味。井里黑洞洞的，深不见底。我放下强光手电，光束刺破黑暗，照见井壁墨绿色的苔藓和交错攀爬的树根。
“真要下去？”张大爷问。
我点点头，在腰间系上粗绳。下降的过程漫长而恐怖。井壁湿滑冰冷，越往下越冷，仿佛进入另一个季节。大约下了七八米，手电光扫到了一团白色的东西——是骨骼，蜷缩在井壁的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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