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夜里，暴风雪来了。老李头被风声惊醒，听见门外有敲门声。很轻，但持续不断。他透过窗户往外看，风雪太大，什么也看不清。
敲门声停了，变成某种刮擦声，像是长长的指甲在划门板。
老李头拿起炕边的铁锹，猛地拉开门。
门外空无一人，只有漫天风雪。但门口的雪地上，有一行脚印，从湖边方向来，到门口消失。脚印很浅，像是没什么重量的人留下的。
他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喘气。然后他看见了——窗玻璃上，慢慢浮现出一张脸的轮廓，被室内的热气模糊了边界，但那个笑容清晰可见。
老李头终于崩溃了。他想起老人们的话：水浸鬼找上你，逃不掉的。除非...
除非你替她找到真正的归宿。
暴风雪稍小的时候，老李头做了个决定。他找到村里仅存的当年女知青的亲友信息，又去乡里查了档案。那女知青叫周晓梅，上海人，1970年下乡，1975年冬天掉进冰窟窿失踪，时年二十二岁。档案里有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姑娘梳着两条辫子，笑得很腼腆。
老李头请人用这张照片画了张像，又买了香烛纸钱。他回到那个冰窟窿旁——冰已经重新冻上，只留下浅浅的凹痕。他跪下，把画像放在冰面上，点燃香烛。
“周姑娘，”他的声音在寒风中发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找上我，但我小妹也是淹死的，我懂那种冷。你若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托梦给我，我尽我所能。”
他烧了纸钱，风卷着灰烬在冰面上打旋。
那天夜里，老李头真的做梦了。不是恐怖的脸，而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穿着厚厚的棉袄，站在冰面上焦急地张望。她在找什么东西，不停地找。梦里没有声音，但老李头莫名知道，她在找一封没寄出的信。
第二天，老李头联系了还在世的当年知青。几经周折，找到周晓梅当年的恋人，如今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老教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她最后一封信里说，要把我的照片藏在一个地方，等回城那天给我惊喜。但她没等到那天。”
老李头又去了湖边。这次他没凿冰，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黄昏。夕阳把冰面染成血色，他突然明白该去哪里找。
湖的东岸有一棵老柳树，即使冬天也看得出形状。老李头在树下挖了很久，冻土硬得像铁。就在他准备放弃时，铁锹碰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个铁皮盒子，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样。打开里面，用油布包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笑得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等你回来，咱们再也不分开。”
老李头把照片寄给了老教授。随信附言：“周姑娘让我转交给您，她说，她不冷了。”
从那以后，老李头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他依然去冬钓，但总是避开那个位置。有时他会想，那天看到的脸，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自己心魔的投影？抑或是，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冰湖之下，真的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偶尔与我们的世界交错？
他不再深究。东北的冬天太长，太多秘密被冻在冰层之下。有些真相，或许本就不该被凿开。
只是每年腊月，老李头都会在湖边烧点纸钱，给两个姑娘——一个是他小妹，一个是周晓梅。纸灰飞扬时，他仿佛能看见两个年轻的身影，在冰面上手拉手走着，越走越远，消失在苍茫的地平线。
而冰层之下，湖水依旧缓缓流淌，带着所有的秘密，流向下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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