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夜里,暴风雪来了。老李头被风声惊醒,听见门外有敲门声。很轻,但持续不断。他透过窗户往外看,风雪太大,什么也看不清。
敲门声停了,变成某种刮擦声,像是长长的指甲在划门板。
老李头拿起炕边的铁锹,猛地拉开门。
门外空无一人,只有漫天风雪。但门口的雪地上,有一行脚印,从湖边方向来,到门口消失。脚印很浅,像是没什么重量的人留下的。
他关上门,背靠着门板喘气。然后他看见了——窗玻璃上,慢慢浮现出一张脸的轮廓,被室内的热气模糊了边界,但那个笑容清晰可见。
老李头终于崩溃了。他想起老人们的话:水浸鬼找上你,逃不掉的。除非...
除非你替她找到真正的归宿。
暴风雪稍小的时候,老李头做了个决定。他找到村里仅存的当年女知青的亲友信息,又去乡里查了档案。那女知青叫周晓梅,上海人,1970年下乡,1975年冬天掉进冰窟窿失踪,时年二十二岁。档案里有一张黑白照片,年轻的姑娘梳着两条辫子,笑得很腼腆。
老李头请人用这张照片画了张像,又买了香烛纸钱。他回到那个冰窟窿旁——冰已经重新冻上,只留下浅浅的凹痕。他跪下,把画像放在冰面上,点燃香烛。
“周姑娘,”他的声音在寒风中发抖,“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找上我,但我小妹也是淹死的,我懂那种冷。你若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托梦给我,我尽我所能。”
他烧了纸钱,风卷着灰烬在冰面上打旋。
那天夜里,老李头真的做梦了。不是恐怖的脸,而是一个年轻的姑娘,穿着厚厚的棉袄,站在冰面上焦急地张望。她在找什么东西,不停地找。梦里没有声音,但老李头莫名知道,她在找一封没寄出的信。
第二天,老李头联系了还在世的当年知青。几经周折,找到周晓梅当年的恋人,如今已是上海一所大学的教授。老教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说:“她最后一封信里说,要把我的照片藏在一个地方,等回城那天给我惊喜。但她没等到那天。”
老李头又去了湖边。这次他没凿冰,只是静静地坐着,直到黄昏。夕阳把冰面染成血色,他突然明白该去哪里找。
湖的东岸有一棵老柳树,即使冬天也看得出形状。老李头在树下挖了很久,冻土硬得像铁。就在他准备放弃时,铁锹碰到了什么东西。
是一个铁皮盒子,锈得几乎看不出原样。打开里面,用油布包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军装,笑得灿烂。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的字:“等你回来,咱们再也不分开。”
老李头把照片寄给了老教授。随信附言:“周姑娘让我转交给您,她说,她不冷了。”
从那以后,老李头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他依然去冬钓,但总是避开那个位置。有时他会想,那天看到的脸,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自己心魔的投影?抑或是,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冰湖之下,真的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偶尔与我们的世界交错?
他不再深究。东北的冬天太长,太多秘密被冻在冰层之下。有些真相,或许本就不该被凿开。
只是每年腊月,老李头都会在湖边烧点纸钱,给两个姑娘——一个是他小妹,一个是周晓梅。纸灰飞扬时,他仿佛能看见两个年轻的身影,在冰面上手拉手走着,越走越远,消失在苍茫的地平线。
而冰层之下,湖水依旧缓缓流淌,带着所有的秘密,流向下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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