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初夏夜晚,空气中弥漫着海水的咸湿和都市永不熄灭的电力焦糊味。
陈默坐在湾仔酒店房间里,老旧窗式空调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勉强对抗着窗外的湿热。
他面前摊开的不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明信片,而是一摞从各处搜集来的英文财经报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影印件,以及他自己用方格纸绘制的简易图表。
桌上摆着喝了一半的“维他奶”玻璃瓶,旁边是香港本地报纸,头版赫然是“王菲横扫乐坛大奖,新恋情曝光?”的八卦新闻,与陈默手边严肃的经济数据形成荒诞对比。
收音机里隐约传来隔壁房间播放的Beyond《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歌声,似乎也在为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着注脚。
陈默像个潜伏的猎手,在数字的丛林里寻找着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
泰铢远期汇率的微妙贴水、菲律宾比索交易量的异常放大、马来西亚央行外汇储备构成的细微变化……
这些在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他眼中却逐渐勾勒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景:国际游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正在东南亚温暖的海域外围游弋,试探着各国金融防线的脆弱点。
“唉,真是用算盘推演核战争啊,”陈默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内心自嘲。
没有Bloomberg终端,没有实时数据流,全靠手工从纸堆里扒拉信息,再用计算器噼里啪啦地算比率、画趋势线。
他借鉴了后世成熟的“早期预警系统”框架,但用的全是这个时代能理解和接受的术语和模型,比如着重分析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率、M2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实际有效汇率偏离度等关键指标。
这感觉,就像是用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去尝试破解五角大楼的防火墙,充满了某种悲壮的滑稽感。
但没办法,条件有限,只能将就。
他一边计算,一边怀念着后世的Excel表格,那拖拽填充柄的丝滑,比现在这写错一个数字就得全页重抄的体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几天后,一份名为《关于东南亚部分地区潜在金融风险及对香港可能影响的初步分析》的报告初具雏形。
报告语言极其谨慎,通篇都是“可能”、“存在一定风险”、“需引起关注”等官方措辞,但数据扎实,逻辑链清晰,指向性明确。
陈默很清楚,这种涉及国际形势、带有预警性质的报告,通过计委的正常渠道层层上报,很可能石沉大海,或者被贴上“年轻人过于激进”的标签。
他想到了秦怀瑾教授。这位身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的学界泰斗,拥有直通高层的“内参”渠道。
陈默连夜将报告重新誊写清晰,附上一封简短的信,说明情况,通过加密渠道寄往北京。做完这一切,他长长舒了口气,仿佛为即将到来的风暴提前垒起了一小块沙袋。
在工作组内部,陈默的表现则谨慎得多。
组长名叫郑国涛,五十岁出头,身材高大,方脸阔口,说话中气十足,是典型的“老计委”出身,作风务实,甚至有点“老粗”的外表,但心思缜密,对数字极其敏感。
他最初对这个被王明远极力推荐的年轻人并未特别关注,只当是来学习锻炼的。
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话题围绕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气氛热烈,但多是原则性讨论。陈默看准时机,结合这几天调研的体会,发言道:
“郑司长,各位老师,我认为除了制度设计,技术层面的协同可能更为迫切,比如,是否可以探讨建立一个跨境资金流动的统计监测共享平台?
不一定是实时,哪怕是延迟数日的数据交换,也能帮助我们更早识别异常资金进出,尤其是那些通过复杂衍生工具进行的短期投机操作。”
他顿了顿,看到郑国涛的目光投了过来,便继续道:“我注意到近期港股和一些东南亚市场,出现了一些难以用基本面解释的交易模式,虽然规模还不大,但手法很专业。
这或许是个信号,提醒我们需要未雨绸缪,把监管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特别是针对可能出现的‘羊群效应’和跨市场传染。”
他话音刚落,工作组里一位来自某重点大学、以研究国际金融见长的吴教授就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学究式的挑剔:“小陈同志观察很细致,不过,国际资本流动是常态,有些波动很正常,我们不能杯弓蛇影,把正常的市场行为都视为洪水猛兽。
香港是自由市场,过度干预会影响其国际声誉,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权平稳交接,维护信心。”
另一位来自某政策性银行的张处长也附和道:“吴教授说得对,我们现在提太多风险,会不会反而动摇市场信心?况且,你说的这些‘异常操作’,证据是否充分?模型是否可靠?年轻人有想法是好的,但还是要稳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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