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合肥科学岛EAST控制室。
谢耘站在主控台前，左手腕的绷带已经拆除，只贴着一块医用敷料。他看着屏幕上滚动的参数，眼神专注得像在检阅一支即将出征的军队。身后，二十多名研究人员各司其职，键盘敲击声、仪器嗡鸣声、低声交流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高压下的有序氛围。
“谢老，等离子体电流上升到800千安。”一个年轻研究员汇报。
“继续保持。”谢耘目不转睛，“约束时间目标是多少？”
“一百二十秒。”
“开始倒计时。”
控制室里响起平稳的电子音：“实验开始，T-60秒，59，58……”
这是EAST装置本月的第七次实验，也是谢耘遇险后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外界并不知道，那场惊心动魄的袭击反而激起了这位老科学家更强烈的斗志——他用加班工作来对抗恐惧，用实验数据来证明决心。
“T-30秒，等离子体密度稳定在每立方米3.5×102?。”
“T-10秒，加热系统功率提升至80兆瓦。”
谢耘的手心微微出汗。每次实验到这一刻，他都会想起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参与托卡马克实验时的场景。那时候，华夏的聚变研究刚起步，设备简陋，经费紧张，但所有人眼里都有光——那是相信未来、相信科学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光。
三十年过去了，那束光还在。
“实验开始！”
屏幕上，代表等离子体电流的曲线开始攀升，温度、密度、约束时间的参数同时跳动。控制室里安静得只剩下仪器的声音，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一百秒。等离子体约束已经突破EAST的历史记录。
一百一十秒。曲线依然稳定。
一百一十五秒。加热系统功率开始波动。
“稳住！”谢耘低喝。
操作员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快速调整参数。三秒钟后，波动平息。
一百二十秒。
“目标达成！”控制室里爆发出欢呼。年轻的研究员们相互击掌，有人眼眶湿润。一百二十秒，1.2亿度高温等离子体约束，这意味着华夏在惯性约束聚变领域，再次走到了世界前列。
谢耘长长呼出一口气，这才感觉到左手腕传来的隐隐作痛。他拿起水杯喝了口水，声音依然平稳：“记录所有数据，特别是最后五秒的功率波动原因。另外，准备下一轮实验的参数调整方案。”
“谢老，您不休息一下？”助理关切地问。
“没时间休息。”谢耘看了眼日程表，“明天要去京城，参加聚变商业化路线图的研讨会。我得把今天的数据分析完，带去当论据。”
助理欲言又止。他知道，谢耘口中的“研讨会”，实际上是学术界一场关于聚变未来的激烈论战。而谢耘，是主张“工程带动科研、提前布局商业化”的主要旗手。
这场论战，将决定华夏聚变能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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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京西宾馆三层会议室。
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坐了四十多人，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他们是华夏核聚变领域的顶级专家——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清华、北大、中科大的资深院士、学科带头人，以及国家能源局、科技部、发改委的相关官员。
气氛凝重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会议主持人、中科院副院长褚秉燊七十五岁，头发全白，戴着一副老式黑框眼镜。他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我们讨论的议题很明确：华夏要不要、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启动聚变能的商业化路线图。请各位畅所欲言，但要有理有据。”
话音刚落，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资深院士傅启明就举手发言：“我先说。我认为，现在谈商业化，为时过早！”
傅启明七十八岁，是华夏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说话声如洪钟：“我们连‘科学可行性’都还没完全验证，EAST最高约束时间才一百二十秒，离商业运行需要的连续稳定约束差得远。这时候投入巨资搞商业化，是浪费国家资源！”
他的话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几位老院士点头附和。
“我同意傅院士。”北大物理学院的老教授裴行远接话，“聚变研究应该遵循科学规律，先解决基础物理问题，再谈工程应用。现在国际上的主流路线还是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参与国际合作，而不是另起炉灶。”
谢耘耐心等两位前辈说完，才缓缓开口：“傅院士、裴教授，我尊重二位的意见。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等所有科学问题都解决了再启动工程，我们要等多久？十年？二十年？还是五十年？”
他调出投影仪，幕布上出现一张全球聚变研究进展图：“大家看，美方的国家点火装置（NIF）去年实现了能量净增益1.5倍，虽然只是惯性约束的瞬间点火，但证明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线。欧方也在推进DEMO（示范堆）的概念设计，计划2035年开建。日本、韩国、印度都在加快布局。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等ITER出结果再行动，会错过整个战略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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