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在木屋外噼啪作响,跳跃的火焰像一群不安分的橘红色精灵,将李建国的影子拉得很长,扭曲地投在斑驳的木板墙上,仿佛一幅晃动而陈旧的皮影戏。空气中弥漫着松枝燃烧时特有的清冽香气,混杂着旁边小药碾里正在捣碎的、带着苦涩味的草药气息。这气味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李建国记忆深处那扇锈蚀了五十九年的门。
他枯瘦的手,指节因常年劳作而粗大变形,此刻正一遍遍摩挲着膝盖上那个磨损严重的牛皮笔记本。封面的皮革已经泛黄发暗,边角处用红绳仔细地、密密麻麻地缝补过,像缝合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那是陈远翔教授的遗物,浸染过哀牢山的雨水、汗水,或许还有……血水。笔记本沉甸甸的,不仅在于它的物理重量,更在于它承载的半个多世纪的秘密与重量。
城城、秦川和七月围坐在火堆旁,跳动的火光在他们年轻而坚定的脸庞上明明灭灭。黑子,那条跟了李建国多年的老狗,温顺地趴在他脚边,喉咙里偶尔发出低低的呜咽,尾巴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地面,仿佛能感知主人内心翻涌的不安。
“你们……真的决定要去鬼哭坳?”李建国突然开口,声音干涩沙哑,像枯叶被碾碎,打破了山林夜晚特有的、几乎凝滞的寂静。他抬起头,目光逐一扫过面前的三个年轻人——城城眼中是义无反顾的执着,秦川带着科研者的探究与谨慎,七月则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忧虑。李建国的眼底,复杂的情绪如云层翻滚:深切的担忧,往事重提的犹豫,还有一丝被他极力压制、却仍从眼角眉梢泄露出来的、历经岁月沉淀后依旧清晰的恐惧。
城城往前倾了倾身体,篝火在他瞳孔里点燃两簇小小的火焰:“李伯,我们必须去。不仅是为了那500万的酬劳,更是为了找到可能救治疫情的‘幽冥之花’,也是为了那些消失的人,不该被遗忘在深山里。”
李建国深深地叹了口气,那叹息沉重得仿佛能把夜雾压得更低。他将笔记本在膝盖上展平,手指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轻轻拂过封面上那模糊的、用钢笔深深刻下的“陈远翔”三个字,字迹边缘已因无数次摩挲而变得圆润。
“既然你们心意已决……唉,都是命数。”他的声音飘忽起来,目光穿过跃动的火焰,投向远处被浓稠黑暗吞噬的密林轮廓,仿佛能穿透时空,再次回到那个闷热、潮湿、充满了生机与危险的1965年的夏天。
“那是1965年7月,”他的声音陷入了遥远的回忆,语速变得缓慢,“我还是哀牢山林场的一个普通护林员,才二十出头,仗着对山里每一条兽径、每一片林子都熟悉,天不怕地不怕。就是因为这份熟悉,被上面选作了‘寻踪’小队的向导。小队的队长,就是陈远翔教授,一位从省城来的、真正的学问人,戴着眼镜,说话温和,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总别着两支钢笔。还有地质学家王启明,性子急,但业务能力顶呱呱;护士苏婉,城里姑娘,白白净净,一开始我们都担心她吃不了苦,后来才发现她比谁都坚韧;以及……老向导老王,比我经验还丰富的老山林通,沉默寡言,可肚子里装着整座哀牢山的故事。”
“我们的任务,表面上是进行常规的动植物资源普查,但核心机密,是寻找当地最老练的猎户口中代代相传的‘幽冥之花’——一种据说只在特定年份、特定地点绽放,能引发奇异现象的植物。出发前,我们特意去拜访了山里最年长的猎户,巴桑老爹。他坐在火塘边,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树皮,用浑浊却锐利的眼睛盯着我们,反复警告:‘娃子们,鬼哭坳去不得!那是山神圈下的禁地,有会喘气、会喝血的藤蔓,还有守护着神花的巨蛇,它的眼睛像两盏绿灯笼,爬过的地方,草都要枯死!’ 但当时我们……尤其是我们几个年轻人,满脑子都是科学考察、为国家发现新物种、建功立业,哪里真把这些‘迷信’放在心上?陈教授虽然尊重当地习俗,但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也认为那些传说不过是古人对于未知现象的诗意化恐惧。现在想想……”李建国的嘴角扯出一丝极其苦涩的弧度,像是咽下了一口黄莲,“如果当时我们能多一分敬畏,多听巴桑老爹一句劝……或许,后来所有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我们带着当时能搞到的最好的装备——地质罗盘、望远镜、植物标本夹、几支抗蛇毒血清、有限的干粮和药品,还有苏婉坚持要带的、笨重但关键时刻能保命的火焰喷射器,按照老猎户提供的、语焉不详的线索,朝着地图上标记为‘鬼哭坳’的未知区域进发。最初的几天很顺利,山景壮丽,沿途采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标本。直到……我们走到黑岩坡。”
他顿了顿,拿起身边搪瓷缸,喝了一口浓茶,茶水早已凉透,但他似乎毫无所觉,仿佛需要用这冰冷的液体来压下心头泛起的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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