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7月18日,达卡北部郊区,莫赫什哈利临时安置营地。
林雨晴站在营地边缘的土堆上,眼前的景象让她想起战争电影里的难民场景——但这并非战争造成的,是水。无边无际的、由塑料布、竹竿、废弃广告牌拼接而成的临时庇护所,密密麻麻地铺展在曾经是农田的土地上。空气里弥漫着烟雾(人们在露天做饭)、尘土(数万人踩踏土地的结果)、还有排泄物的臭味(临时厕所早已不堪重负)。
萨米拉递给她一个口罩:“戴上吧。不只是气味问题,这里有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这里有多少人?”林雨晴问。
“官方登记是十八万七千,但实际可能超过二十万。”萨米拉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平静,“而且每天还在增加。南边的水不退,人就不断往北走。达卡市区的学校、体育馆、清真寺全满了,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大规模安置点。”
她们走进营地。所谓的“道路”是人们在帐篷和棚屋之间踩出来的泥泞小径。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了:帐篷之间的缝隙挂着晾晒的衣物,空地上堆着从家乡带出来的寥寥几件家当——一口铁锅,几床棉被,褪色的全家福照片。
在一个用蓝色塑料布搭建的医疗点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许多人咳嗽,一些人抱着肚子。林雨晴看到医疗点的标志:“霍乱治疗站”。
“霍乱确诊了吗?”
“昨天确认了四十三例,疑似超过两百。”萨米拉说,“但我们只有五十张隔离床位,早就满了。现在只能在医疗点发口服补液盐和抗生素,重症才送医院。但医院也超负荷了。”
一个年轻母亲抱着婴儿排在队伍中,孩子约莫一岁,脸颊通红,闭着眼睛,呼吸急促。林雨晴上前用简单的孟加拉语问:“孩子发烧?”
母亲点头,眼睛红肿:“三天了。在家乡时还好,来了这里就发烧,拉肚子。”
“在家乡时你们住在哪里?”
“屋顶上。水淹了一楼,我们在二楼住了十二天。”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孩子,“那时候只是被水围困。水在下面,我们在上面。但现在……”
她环顾四周拥挤的营地:“现在我们被人围困。左边右边前面后面都是人,厕所要排队一小时,领水要排队两小时。孩子喝的水不干净,睡觉的地方潮湿。医生说是感染,但我们连干燥的床都没有。”
林雨晴看向医疗点里面。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在忙碌,但药品架上已经空了一半。一个护士正在教妇女如何配制口服补液盐——一升净水,六茶匙糖,半茶匙盐。但问题就在“净水”上:营地每天配给每人五升水,只够饮用和简单擦洗,根本不够烧开消毒。
“医生!”突然有人大喊。队伍前方,一个老人晕倒了。
医护人员冲过去,将他抬进帐篷。人群一阵骚动,但很快恢复平静——仿佛这已经是常态。人们继续排队,眼神麻木。
林雨晴跟着萨米拉离开医疗点,走向营地的另一区域。那里是“行政管理区”——几顶稍大的帐篷,里面摆着简陋的桌椅,工作人员在处理登记、分配、协调等事务。
“你们有多少工作人员?”林雨晴问。
“正式工作人员一百二十人,志愿者三百多。”萨米拉说,“比例大约是五百比一。理论上每个人要负责五百个难民的需求。实际上,能处理一百个就谢天谢地了。”
帐篷里,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正在对着卫星电话吼叫:“我说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净水设备!不是瓶装水,是能处理当地水源的设备!对,那种移动式净水车!什么时候能到?下周?下周这里可能已经爆发疫情了!”
他挂断电话,疲惫地抹了把脸。看到萨米拉,他点点头:“局长,北区的厕所又满了。挖掘机不够,人工挖太慢。有人说直接在空地解决,我担心卫生问题……”
“组织志愿者,先挖临时坑。”萨米拉快速决策,“然后联系市政,看能不能调抽粪车。还有,把霍乱患者的粪便处理区和其他区分开,严格隔离。”
“我们没有足够的石灰做消毒……”
“那就用草木灰,用能找到的一切碱性物质。”萨米拉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林雨晴听出了下面的紧张,“优先保护水源区,在水井和取水点周围设置隔离带。”
工作人员点头,匆匆离开。
萨米拉转向林雨晴:“看到问题了吗?每一个小问题都需要决策,每一个决策都需要资源,而资源永远不够。这就是秩序溶解的开始——不是突然崩塌,而是逐渐侵蚀,一点一点,直到所有系统都失效。”
下午两点,林雨晴和萨米拉回到达卡市中心的危机应对指挥部。这里的气氛与营地不同——更安静,更技术性,但同样紧绷。
会议室里正在举行跨部门协调会。萨米拉示意林雨晴坐在观察席。
经济部的代表正在发言,一个四十多岁、头发稀疏的男士,语气焦虑:“被淹地区的小型工厂和作坊基本全部停工。根据商会统计,南部二十三县有超过十二万家小微企业,直接雇佣约两百万人。现在这些企业要么被淹,要么供应链中断,要么工人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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