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8年7月13日,清晨五点三十分,达卡南郊码头。
天还没完全亮,码头上却已经挤满了人。救援船只、渔船、私人小船、甚至临时绑在一起的竹筏,在浑浊的水面上摇晃。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淤泥和腐烂植物的混合气味,还有隐约的排泄物的臭味——这是大量人口被困在有限空间时的必然产物。
林雨晴跟着萨米拉登上了一艘中型平底船,船身漆着紧急情况部的标志。船上已经装满了物资:成箱的净水药片、压缩饼干、防水布、简易净水器,还有几箱药品。船上有六名船员,两名医护人员,以及一名当地的向导——六十多岁的阿卜杜勒老人,他在巴里萨尔地区生活了一辈子。
“我们今天的路线是往南,先去卡尔普利河沿岸的几个大避难点。”萨米拉展开一张防水地图,上面用红笔标记了路线和站点,“全程大约四十公里,正常情况下两小时。但现在……”她指着地图上大片的蓝色区域,“现在没有‘正常情况’了。”
引擎发动,船缓缓离开码头。林雨晴站在船头,看着前方的水域。离开码头区后,景象变得超现实:原本应该是稻田和村庄的地方,现在是一片广阔的、静止的棕黄色水面。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塑料瓶、草帽、拖鞋、门板,偶尔能看到牲畜的尸体肿胀着漂过。
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露出水面的屋顶。有些是瓦房,有些是铁皮屋,有些是混凝土建筑的顶层。在一些屋顶上,能看到人们的身影:有的在晾晒衣物,有的在做饭,有的只是坐着,望着无边的水面。
“那些人为什么不撤离?”林雨晴问阿卜杜勒老人。
老人正在卷一种本地的手工烟,手法缓慢而专注:“往哪里撤?政府的避难所满了,达卡挤不下了。而且很多人觉得,水会退的,像以前一样。他们守着房子,等水退。”
“但如果水不退呢?”
老人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那他们就会变成水的一部分。或者,学会像水鸟一样生活。”
船继续前行。大约半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第一个大规模聚集点:一片相对较高的地面,现在成了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岛屿”,上面挤满了临时帐篷和简陋棚屋。从远处看,像是一块漂浮物上爬满了蚂蚁。
“这里原本是中学操场。”萨米拉指着说,“现在容纳了超过一万人。我们每周来两次,分发基本物资。”
船靠岸时,人群立刻围了上来。不是混乱的拥挤,而是一种有组织的、绝望的秩序。男人们站在前排,妇女和儿童在后面。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同样的东西:疲惫,还有那种等待太久后形成的钝痛。
物资分发花了两个多小时。林雨晴帮忙记录数量,观察分发过程。她注意到几个细节:第一,净水药片最紧缺,每个人只能分到三天的量;第二,有家庭试图多领,被其他人制止——不是通过暴力,而是一种沉默的集体注视;第三,孩子们不再像孩子,他们安静地排队,安静地接过物资,眼睛里有超越年龄的理解。
分发结束后,萨米拉带林雨晴在“营地”里走了一圈。所谓的“营地”,其实就是用竹竿和塑料布搭建的临时遮蔽所,一个挨着一个,中间是泥泞的小径。卫生状况令人担忧:临时厕所就是在地上挖的坑,已经满溢;垃圾堆积在角落;苍蝇到处飞舞。
“霍乱已经出现了。”随行的医生低声说,“昨天确认了七例,疑似二十多例。我们带了药品,但不够。而且最糟糕的是,没有干净的水源煮开消毒,没有干燥的床位隔离病人。”
他们走到一处相对开阔的地方,那里停着一艘改装的渔船,船身上画着红十字——这是临时医疗点。船上的医生正在给一个老人处理脚上的伤口。
“浸渍足。”医生看到林雨晴,简短地解释,“长期泡在污染水里,皮肤变软,细菌入侵,感染,坏死。从脚趾开始,然后脚掌,严重的话会蔓延到小腿。”
林雨晴看到老人的双脚:皮肤苍白起皱,脚趾间有溃烂,伤口边缘发黑,散发着腐臭味。老人面无表情,仿佛那已经不是自己的脚。
“能治吗?”她问。
“早期可以,用抗生素,保持干燥。但现在……”医生摇摇头,“我们没有足够的抗生素,更没有干燥的环境。他需要住院,但最近的医院在三十公里外,而且床位满了。”
医生继续处理伤口,用碘伏消毒,涂抹药膏,包扎。动作熟练,但眼神里有种无能为力的愤怒。
“最让我难受的是,”医生包扎完后说,“这种病本来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双雨靴,一个干燥的地方睡觉,就能避免。但在这里,雨靴是奢侈品,干燥的地方是奢望。”
老人被搀扶着离开,他的每一步都很小心,仿佛脚下的不是土地,而是碎玻璃。
林雨晴继续在营地里走。她看到孩子们用轮胎内胎当作玩具,在水边推来推去;看到妇女们在浑浊的水里洗衣,用的水正是让她们生病的同一水源;看到男人们蹲在地上,用竹竿和塑料桶搭建更稳固的浮台——不是为娱乐,是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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