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罗伯特·卡普兰的办公室
与比佛利山庄卧室的私密温热截然不同，这里的空气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闷热窒息的低气压。
清晨的阳光被厚重的百叶窗切割成一道道惨白的光束，斜斜地打在罗伯特·卡普兰检察官疲惫不堪的脸上，在他深陷的眼窝和法令纹处投下浓重的阴影。
办公室里弥漫着隔夜咖啡的酸涩和文件堆积产生的纸墨气味。
通常需要耗费数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大陪审团成员筛选和召集流程，在检察长办公室某种不言自明的“特别关注”和“优先处理”的指示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推进着，竟然在一周内就已接近完成（此刻距离开庭审议只剩最后一天）。
这种异常的速度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压力。
“我们……不能起诉武田幸人。”卡普兰的声音干涩沙哑，仿佛砂纸摩擦着木头。他将一份薄薄却重若千钧的文件，推向坐在他对面的首席凶杀案检察官艾琳·莫斯利。
文件的标题冰冷而刺眼：《关于武田幸人枪击致死特洛伊·约翰逊一案不予起诉的决定备忘录》。
艾琳·莫斯利，一位以强硬和公正着称的女检察官，没有伸手去碰那份文件。
她双手抱胸，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锐利的目光像两把淬火的匕首，死死钉在卡普兰脸上：“鲍勃，给我一个理由。一个能让我自己晚上睡得着觉、能让我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理由！”
她的声音因为压抑的愤怒而微微颤抖：“特洛伊·约翰逊死在那栋豪华公寓楼的公共走廊！武田幸人是隔着那扇经过加固的实木门开的枪！
纽约州的‘城堡法’保护的是家宅‘内部’免受‘非法侵入’时的自卫权，不是让你在威胁还被一道坚固屏障阻挡在外时，就隔着门进行‘先发制人’的致命射击！
任何一个有基本理性的陪审员都会问：他为什么不能退到安全屋，锁上门，然后报警？为什么选择的是隔着门盲射？！”
“理性？”卡普兰发出一声近乎绝望的苦笑，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上另一边堆积如山的卷宗——那是理查德·斯特林领导的豪华律师团提交的厚厚材料。
“艾琳，当你的家门被一把消防斧劈砍，金属锁舌都在尖叫变形的时候，法律要求的‘绝对理性’本身就不理性。斯特林找来的‘安全专家’会作证，那扇门在被劈砍的第三下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防护功能。‘即时性威胁’——这是我们唯一需要说服陪审团的关键。”
他顿了顿，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冷掉的咖啡，试图湿润干痛的喉咙，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种无力感：
“而且，斯特林提供了新的…‘背景证据’。他们挖出了特洛伊·约翰逊之前几次轻微的街头斗殴和破坏财物记录，虽然连轻罪都算不上，但足以在法庭上把他描绘成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
反之，武田是拥有常春藤联盟博士学位的跨国公司高管，纳税记录良好，是社区意义上的‘模范公民’。在‘合理性恐惧’的天平上，你觉得一个由普通纽约市民组成的陪审团会倾向谁？”
一直沉默地站在窗边的媒体关系主管戴维·陈转过身，脸色凝重地插话，他的声音带着对舆论风暴的深切担忧：“鲍勃，法律层面的攻防我们可以留给法庭去辩论。但舆论的审判庭已经提前做出了判决。
不起诉？这意味着我们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变相承认：一个人在自家门内，只要‘主观感知’到威胁——哪怕这个威胁还被一道坚固的门挡在外面——就有权使用致命武力。
这会被无数人解读为司法系统向富人、向那些拥有顶级安保住宅的人倾斜，为他们开了‘以恐惧为名进行私刑’的绿灯！
NAACP（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整个民权社群会认为我们亲手撕碎了正当防卫的法律底线，后果不堪设想！”
“那起诉呢？！”卡普兰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住戴维，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激动，“以过失杀人，甚至二级谋杀罪起诉武田幸人？然后呢？你有多少把握？
在斯特林那种顶级诉讼律师、还有他背后三菱集团聘请的庞大专家团的围剿下，你有超过五成的信心，能让一个纽约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一致同意判定武田‘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超越合理怀疑）有罪吗？！”
他不需要他们回答。办公室内死一般的寂静已经给出了答案——胜算渺茫，甚至可能不足三成。
当然，卡普兰不会提及不久前面临的压力来源。
他回想起之前与朱利安尼那次短暂的、气氛微妙的私下会面。
朱利安尼拍着他的肩膀，语气“恳切”：
“鲍勃，这个案子很棘手，我理解。但纽约的法治精神不能因为街头的威胁而动摇。我们必须相信程序，一个完整、公正的程序。我注意到公众对此事关注度极高，拖延只会滋生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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