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拉尔山脉的褶皱里，卡累利阿共和国的柳别奇村，像一粒被遗忘的煤渣嵌在冻土之上。村子不大，却固执地守着旧日的魂灵——教堂的钟楼歪斜如醉汉的脖颈，村口那棵枯死的白桦树上，挂满褪色的红布条，是祖辈们留下的“避邪符”。村人们如今都成了集体农庄的工人，领着斯大林同志发的粮票，在拖拉机轰鸣的间隙里，他们仍会用俄语的腔调嘀咕：“别去黑松林坟场，那是祖先的床榻，不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可这警告，如同风中的碎纸，只在老人干裂的嘴唇上停留片刻，便被孩子们的笑声碾得粉碎。
伊万·伊万诺维奇·波多尔斯基，绰号“胖墩”，就是那笑声的源头。他圆滚滚的身子裹在洗得发白的粗布衣里，像只刚出窝的熊崽，总在村口的土路上横冲直撞。他那双乌黑的眼睛亮得吓人，仿佛能看透所有规矩的虚妄。在柳别奇村，他就是孩子王——不是靠拳头，而是靠那股子“不怕”的邪劲儿。他常把同伴们聚拢在教堂后头，指着那片被坟头围住的黑松林，声音里带着挑衅的甜：“看啊，老坟新坟，谁怕谁？爷爷们说阴气重，可我们人多，阳气旺，怕个屁！”孩子们便哄笑着应和，像一群被风鼓动的麻雀，翅膀扇得噼啪响。
那年夏天，阳光毒辣得能烤化沥青。黑松林坟场在正午的烈日下显出几分诡异的平静。坟头错落，有的刻着模糊的十字架，有的只留下几块风化的石板，上面刻着早已被遗忘的名字。坟头间杂草丛生，野花在风里摇晃，像无数只窥视的眼睛。伊万带着一伙孩子，像闯入禁地的土匪，径直冲了进去。他们踢开枯枝，踩过松软的泥土，笑声在坟茔间碰撞，撞得每座坟都抖了三抖。孩子们玩起了“坟头王”的游戏——谁能在最老的坟碑上坐得最久，谁就是真正的王。
伊万的“王座”选在一座被苔藓覆盖的墓碑上。墓碑上的名字早已模糊，只余下“伊万·彼得罗维奇”几个字，被雨水蚀得只剩半边。伊万一屁股坐上去，故意把脚翘得老高，模仿着乌鸦俯冲的姿势，嘴里还“呱呱”学着鸟叫。他身边的小男孩谢尔盖，声音发颤：“伊万，别坐！老人说坐了肚子疼，腿会被打断……”伊万却把脸一绷，像个小将军：“怕？怕什么？坟头又不是鬼窝！你们要是怕，就滚回去喂猪！”他声音洪亮，带着不容置疑的威风，孩子们便不再吱声，只围着他，眼巴巴地看。
太阳渐渐西斜，天边染上一片病态的橘红。孩子们该回家了，可伊万却突然蹲下来，指着旁边一座新坟，小声说：“尿……憋不住了。”他指的是一座刚立起的坟，坟前还放着几朵蔫了的白菊，是前两天才埋下的。同伴们慌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劝：“伊万，别！坟头不能撒尿，会招来不干净的东西！”谢尔盖的声音都带了哭腔，“爷爷说，坟头尿了，晚上会闹鬼，半夜听见哭声……”
“闹鬼？”伊万嗤笑一声，把脸凑近谢尔盖，眼睛亮得吓人，“我偏要尿！就尿在坟头上，看谁敢来！”他不等同伴反应，便脱下裤子，对着坟头撒了下去。尿液混着泥土，浸湿了墓碑的底座。孩子们都僵住了，有人捂住嘴，有人转身就跑，只有伊万还在原地，挺着胸膛，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的加冕礼。尿完后，他拍拍手，声音响亮：“看，什么都没发生！爷爷们就是吓唬人！”他大笑着，领着剩下的孩子往村口跑，笑声在暮色里飘散，像一串没头没尾的咒语。
那晚，村里没有猫头鹰叫，没有鬼哭狼嚎，只有风在坟地里呜咽，像是在嘲笑什么。伊万的父母回来时，他正坐在门槛上吃晚饭，圆乎乎的脸蛋被灯光照得发亮。母亲瓦尔瓦拉，一个瘦小的农妇，声音里带着疲惫的责备：“伊万，你又去坟场了？”伊万头也不抬：“是啊，好玩。”母亲没再问，只叹了口气，转身去厨房。她不知道，就在那晚，伊万在睡梦中梦见自己被无数根冰冷的枯枝勒住脖子，越勒越紧，直到醒来时，他觉得脖子沉得像挂了块石头。
两年后，柳别奇村的学校教室里，伊万的坐姿成了个笑话。他总弓着背，脑袋几乎要埋进课桌里，像只被压弯的芦苇。老师索菲亚·尼古拉耶夫娜，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皱着眉走到他身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伊万，坐直点！脊梁骨要断了。”伊万想挺直，可脖子一动，就传来一阵钻心的酸痛，仿佛有无数根针扎在骨头缝里。他只好又塌下去，眼睛盯着课本，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伊万的父母慌了神。父亲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个沉默的铁匠，打铁时总骂自己“没用”，却不敢对儿子发火。他带伊万去了镇上的医院，医生是个戴金边眼镜的瘦子，翻着伊万的片子，慢悠悠地说：“没病，就是习惯问题。多坐直，别驼着背。”米哈伊尔回家后，把伊万的书桌腿用木棍绑得死死的，还让伊万在背上贴了张纸条：“坐直！”可伊万的背却越来越弯，弯得下巴几乎要碰到胸口。他哭着对妈妈说：“妈妈，脖子好重……像压了块石头。”瓦尔瓦拉只好用尽力气，掰着他的脖子，可一松手，那背又塌下去，像被无形的手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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