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在普斯科夫州统计局的走廊里已经徘徊了三个钟头。走廊的墙壁刷着那种只有在沙皇时代监狱和苏联时代办公楼里才能见到的墨绿色油漆，墙皮剥落得像是患了银屑病的皮肤。他手里捏着一份盖了七个章的辞职申请书——七个鲜红的章，像七处无法愈合的伤口。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从他三十二岁那年被基洛夫工厂裁员开始，就像普斯科夫城郊的雾气一样萦绕不散。现在他三十五岁，老婆跟一个卖波兰走私货的水手跑了，留下一个患哮喘的女儿和一间位于苏维埃大街三号院地下室的单间。女儿每天需要用一种叫生命之息的进口喷雾，而这种喷雾在普斯科夫所有药房的库存加起来不会超过三瓶。
他第无数次被副科长办公室的秘书挡了回来。那个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女人，脸上有着圣像画般的僵硬表情，她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您必须明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些表格的延续性。第七号表格需要第八号表格的附注，而第八号表格的生命又依赖于第九号表格的审批。这就是链条，这就是体系，这就是您存在的价值。
她说这话时，窗外正飘过普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钟声在伊万听来，像是给某个尚未出生就已死亡的理想致哀。
就在他准备把辞职信撕碎吞进肚子——毕竟统计局发的那种粗糙黄纸说不定比食堂的黑面包更容易消化——时，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男人撞上了他。那人风衣的领子竖得极高，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的颜色像是普斯科夫冬天永远不化的冻土。
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人的声音像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带着一股霉味和伏特加的混合气息。
伊万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表格：我……我只是想辞职。
辞职？灰衣人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让走廊的灯泡闪烁了一下，从统计局辞职，然后加入另一个统计局。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形而上学的迁徙。
灰衣人塞给伊万一张名片。名片是黑色的，上面用银色的字体印着：
普斯科夫州生命意义终极统计办公室
主任：别格莫特
地址：幽灵巷13号半，地下室右转第三个棺材状储物柜
名片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们统计一切，除了绝望。
伊万抬起头时，灰衣人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消失得如此彻底，仿佛他从未存在过，只留下一股浓重的、夹杂着湿木头和焚香味的气息。那是普斯科夫旧教堂做弥撒时才会有的味道。
幽灵巷13号半是一个在普斯科夫所有官方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址。伊万在列宁广场问了七个路人，八个都说没听过这条巷子，第九个是个卖葵花籽的老太太，她眯着浑浊的眼睛说：孩子，你要找的地方，得先忘记你为什么要找。
这话充满了东斯拉夫式的哲学意味——要么是无意义的废话，要么是终极真理。
伊万最终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仓库区找到了这条巷子。巷子夹在红色十月面包厂和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之间，宽度只够一个瘦削的人侧身通过。13号半的门是深褐色的，门把手是个铜制的骷髅头，骷髅的眼眶里镶嵌着两颗绿玻璃珠子，在暮色中闪着诡异的光。
他敲了敲门。门自动开了，发出墓穴般悠长的声。
欢迎，伊万·伊万诺维奇！一个声音从地下传来，我们等了您三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秒了。
伊万走下十九级湿漉漉的石阶。地下室比想象中宽敞，像是个改装过的防空洞。几十张办公桌排成完美的矩阵，每张桌上都堆着小山般的表格。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是成百上千只苍蝇在集体诵经。
一个体型肥胖、穿着条纹西装的男人坐在最大的办公桌后。他的脸像个月球，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痕迹，但眼睛却异常明亮，像是能看穿所有表格背后的虚无。
我是别格莫特，胖子站起身，肚子上的赘肉颤抖着，这里的主任，也是您的新上司。您从今天起就是本办公室的第七号统计员了。
可是……我还没有答应应聘。
应聘？别格莫特哈哈大笑，嘴里的金牙闪着俗丽的光，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您难道没发现吗？从您在三楼走廊里问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一刻起，您就已经被录取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唯一招聘标准。
伊万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了那个灰衣人，想起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圣像般的脸，想起了女儿喘息时胸口发出的哨音。
那么，我具体要统计什么？他问。
生命意义指数，别格莫特从桌上拿起一份表格，每个普斯科夫市民，从在诺夫哥罗德大街菜市场买酸黄瓜的老太太，到在基洛夫工厂车间里拧螺丝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产生生命意义数据。这些数据如同普斯科夫河里的鲶鱼，看不见，但确实存在。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数据捕捞上来，填进表格，然后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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