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递给伊万一份样本表格。表头写着：
普斯科夫市民第8472号生命意义动态统计表
下面密密麻麻的栏目包括：今日呼吸次数对他人微笑的真诚度梦境中飞翔高度对永恒的理解偏差值晚餐时土豆泥的分配正义指数……
这些数据……如何采集？伊万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精妙之处了，别格莫特神秘地眨眨眼，您不需要去问他们，不需要去测量。您只需要填写。填写的数字越精确，它们在统计意义上就越真实。这是统计学最高的真理——数据创造现实。
伊万想起了在州统计局的日子。那里的科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计划数字不是预测，而是命令。数字下达了，现实就必须跟上。
工资是多少？他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实际的问题。
别格莫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卢布？
五千。
五千？伊万几乎要跳起来，这相当于他在州统计局工资的五倍。
五千，而且是金币。别格莫特从抽屉里摸出一枚金币，在桌上旋转起来。金币上的双头鹰图案逐渐变成了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类，一个指着天，一个指着地。但是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完全投入工作，不能质疑表格的真实性。否则……
他没说下去，只是用胖乎乎的手指了指地下室角落。那里有七个文件柜，柜门紧闭，但从缝隙里渗出一种暗红色的液体，散发着铁锈和腐草的气息。
那里锁着前七任统计员的质疑，别格莫特轻声说，他们质疑得太多，最后就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第一天上班统计的是一位名叫安娜·彼得罗夫娜·斯维特洛娃的寡妇。表格上显示她五十八岁，住在诺夫哥罗德大街二十七号院，靠每月二百三十卢布的抚恤金生活，主要食物是黑面包和自己腌的蘑菇。
根据别格莫特提供的生命意义指数参考手册，伊万需要在今日绝望值一栏填写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字。手册上写着：绝望值并非恒定，它与昨日面包的硬度、邻居的脚步声、窗外乌鸦的数量呈正相关。
伊万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寡妇，也住在类似的大院里，也腌蘑菇。去年冬天她滑倒在结冰的院子里，因为没有邻居听见，在雪地里躺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时，她手里还攥着要给孙女买的生命之息喷雾的空瓶子。
他在表格上填下了绝望值：89。
接下来的反抗指数一栏，手册注明：反抗指数与绝望值呈负相关，但非线性关系。当绝望值超过85时，反抗指数可能出现反常升高，这被称为普斯科夫式愤怒
伊万填下了反抗指数：12。
他花了六个小时完成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天的统计。表格共有127项数据，当他在最后一栏今日生命意义盈余47.3时，台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地下室的荧光灯齐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别格莫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您的数据很准确。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天确实在诺夫哥罗德菜市场诅咒了十七次命运，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还有三次只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统计与我们的暗探报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万一惊。
哦，别说得那么难听，别格莫特摆摆手，我们只是在统计。统计需要数据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伊万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车间主任，那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数据。思考是科长的事，数据是工人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伊万统计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学会了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计算灵魂折旧率，如何评估明天是否会更好的概率指数。他发现，整个地下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永动机，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挣扎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数字。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些数据似乎真的能影响现实。
他统计过一个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的文学青年——没错，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费奥多尔在文学才华实现概率一栏被伊万填上了0.03%，三天后，伊万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诗集，一块钱三本，买一本还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华死了，费奥多尔认出了伊万，它死于某个统计员的笔。我知道，我感觉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时，词语不再在我脑子里跳舞了。它们变成了数字，该死的数字！
伊万想解释，但别格莫特的规定像铁锚一样锁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看着那个年轻人把最后一本诗集扔进普斯科夫河，水花溅起来，像一声听不见的呐喊。
转折发生在统计第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对象时。
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萨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罗廖沃村。表格上显示他的父亲在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清洁工。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按照手册规定，应该根据父亲工资稳定性母亲疲惫指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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