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记者问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杨，你的电影对贫富差距的批判非常尖锐。有些人会说，你是世界首富，你拍一部批判富人的电影，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发布厅里安静了一瞬。这个问题带着明显的挑战意味，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简身上。
杨简没有回避。他看着那个记者，沉默了两秒，然后说：“你说得对，我是世界首富。但这不妨碍我关心那些不是首富的人。事实上，正因为我有资源、有平台、有话语权，我才更应该关注那些没有这些东西的人。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是‘能站着说话的人，应该替那些不能站着说话的人说话’。”
他顿了顿，继续说：“而且，我拍《寄生虫》，不是因为我恨富人。我不恨富人，我自己就是富人。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这些年去到了世界很多地方，我看到了一个问题——贫富差距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全球性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我不认为电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认为电影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电影的社会责任。”
那个记者没有再追问，点了点头，坐下了。
华夏媒体的提问更加感性一些。来自新华社的记者站起来，声音有些激动：“杨导，首先恭喜你再度获得金棕榈。这是华夏电影时隔多年再次获得这个荣誉。我想问的是，你觉得《寄生虫》的成功，对华夏电影意味着什么？”
杨简想了想，说：“意味着华夏电影可以讲好每一类故事，同时打动全世界的观众。我们不需要去模仿好莱坞，不需要去迎合西方的审美，不需要去‘翻译’我们的文化。我们只需要真诚地、深入地、有力量地讲好我们的故事。因为人性是相通的，情感是相通的，好的故事是相通的。”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认真了一些：“我不是说华夏电影要走《寄生虫》的路。每一个导演都有自己的路，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的讲法。我只是想说——不要低估自己，不要低估观众，不要低估电影的力量。只要你真诚，只要你深入，只要你有力量，你的电影就能走出去，就能被看见，就能被打动人心。”
央视的记者站起来，问了一个更私人化的问题：“杨导，你刚才在颁奖感言里提到了你的太太。她不在现场，你想对她说点什么吗？”
杨简笑了，笑容里有一种难得的温柔。“我想说——谢谢你，茜茜。谢谢你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拍我想拍的电影。你是我最坚实的后盾，等我回家。”
发布厅里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
接下来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从剧本创作到演员指导，从摄影风格到声音设计，从电影的主题到杨简未来的计划。杨简一一回答，不回避，不敷衍，不套话。他的回答坦诚而深入，让在座的记者们觉得，这个站在电影金字塔顶端的男人，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师”，而是一个依然对电影充满热情、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创作者。
发布会的最后，一个年轻的法国记者站起来，问了一个很简单但很深刻的问题。
“杨，电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简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电影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最重要的方式。我会唱歌，会画画，会写小说。但最重要的，就是拍电影。我喜欢用电影说出我想说的话，表达我想表达的情感，提出我想提出的问题。然后，我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和那些不认识的人一起看——他们笑，他们哭，他们思考，他们讨论。那一刻，我不再是一个人在说话，我和他们，在对话。”
发布厅里安静了很久。然后，掌声响起来，真诚而热烈。
......
戛纳的夜色很深。
克鲁瓦塞特大道上的灯光已经暗了大半，只有几家赌场和酒店的招牌还在闪烁着霓虹的光。节庆宫在夜色中静默矗立，那幅巨大的官方海报在灯光的照射下依然清晰可见——金色的阶梯，金色的海，一个走向地平线的背影。
晚宴结束后，杨简没有直接回酒店。
他一个人沿着克鲁瓦塞特大道慢慢地走着。小白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持着一个不会打扰他但又能及时响应的距离。王军和许宏远在更远的地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夜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地中海特有的咸湿气息。杨简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领口微微敞开，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步伐不快不慢，像是在散步，又像是在消化什么。
大道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偶尔有几个晚归的影迷认出他，远远地喊一声“杨”，然后挥挥手，没有上前打扰。他点头致意，继续向前走。
走到节庆宫前的台阶时，他停了下来。
台阶上铺着的红毯已经被撤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石阶，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冷白色的光。他抬头看着那幅巨大的官方海报——金色的阶梯，金色的海，一个走向地平线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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