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官用法语和英语各说了一遍流程,然后宣布提问开始。
第一个问题来自《好莱坞报道》的记者,一个头发花白的美国男人,他站起来,声音洪亮:“杨,首先恭喜你获得金棕榈。这是你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你成为戛纳历史上第八位两次获得金棕榈的导演。我想问的是——两次获奖,感受有什么不同?”
杨简靠在椅背上,想了想,说:“第一次是惊喜,第二次是责任。”他顿了顿,继续说,“二十二岁的时候,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手里拿着金棕榈奖杯,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当时不太明白这个奖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拍了一部我喜欢的电影,然后有人告诉我,这部电影很好。十年过去了,我拍了更多的电影,经历了更多的事情,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电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它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问题。这就是责任。”
记者点了点头,在本子上快速记录。
第二个问题来自法国的《世界报》,一位戴眼镜的法国女记者用法语提问:“杨,你的《寄生虫》被很多影评人称为‘一部关于生存的黑色寓言’。请问你创作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杨简耐心听完,说:“灵感来自生活。”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发布厅里的记者们,“我见过很多人,在美国、在欧洲,有许多妈妈为了养活孩子,她们需要打很多份工;在亚洲,在华夏,有许多孩子上不起学。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穷。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做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贫穷是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尊严在生存面前到底有多脆弱?善意在绝境中还能剩下多少?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我觉得,电影可以成为探讨这些问题的载体。”
《卫报》的记者站起来,用英语问:“杨,你的电影里没有绝对的坏人。富人不是坏人,穷人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这是你有意为之的吗?”
杨简点头,“对。因为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做选择,有些选择是对的,有些选择是错的,但不管对错,都要付出代价。我不想拍一部简单的道德剧,我想拍的是复杂的人。人是复杂的,电影也应该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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