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太平桥西，潘阿九的米铺。
阿九在这条街上卖了二十年米。从绍兴末年到开禧年间，他经历了三朝皇帝、两次北伐、无数次和议。米价涨涨跌跌，他都能从米缸里舀出几合米，养活老婆和三个孩子。但今年腊月，米价涨疯了。
起因是朝廷的一纸告示。告示贴在城门边的榜廊上，识字的秀才念给不识字的百姓听。念到一半，人群里就炸了锅。
“岁币翻了一倍——五十万两银子，五十万匹绢！”
“还有三百万两‘助军费’！”
“唐州、邓州也割了——”
潘阿九挤在人群里，听完了整张告示。他不懂什么叫“助军费”，也不懂唐州邓州在哪里。但他听懂了一件事：朝廷要钱。很多很多钱。这些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从史丞相的府库里掏，不会从皇宫的库房里搬——这些钱，最后都要摊到他潘阿九头上。
腊月二十，临安府衙的税吏就上了门。不是一个人来的，是三个人。一个拿着账簿，一个拎着算盘，一个腰间挎着刀。为首的税吏姓钱，在临安城收税收了二十年，什么刁民都见过，什么手段都用过。
“潘阿九，米铺一间，年税原定两贯四百文。”钱税吏把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今年新增‘助边税’，商铺每间加一贯；新增‘藩辅捐’，按人头每人三百文，你家五口人，合一贯五百文；另因唐、邓二州割让，军前转运费用浩大，特开‘转饷捐’，每户一贯。合计——”算盘珠子啪地一停，“六贯零九百文。比去年翻了一番还多。”
潘阿九的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六贯九百文——他卖米一年的利润也不过十来贯，还要刨去房租、运费、伙计工钱。往年交两贯多的税已经要勒紧裤腰带，今年直接翻了近三倍。他不知道怎么凑这笔钱。
这一天，同样的事发生在大宋半壁江山的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子里。山阴的农户老周头，家里的三亩水田被加征了“助边田赋”，每亩多收三斗米。他把家里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抱到集市上卖了，换回来的钱还不够交一半的税。建康的织户刘二娘，织了二十年的绢，往年交完税还能剩几匹换点油盐，今年绢税翻了一倍不止，她交完税之后自己身上穿的冬衣打满了补丁。襄阳的茶商马老三，去年刚从唐州贩了一批好茶回来，本钱还没赚回来，唐州就割了。货压在手里，税却涨了三成。
而所有这些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名目花团锦簇，“助边”、“藩辅”、“转饷”，每一个词听起来都像是为国分忧。但百姓知道，这些钱不是拿去打金国的。打金国的仗已经输了，韩太师的头都送去金国了。这些钱是拿去“帮”金国的。
更让百姓喘不过气来的，是“会子”的贬值。
大宋发行的纸币叫“会子”，朝廷靠它来弥补亏空。战争赔款三百万两白银，朝廷印了更多的会子来填窟窿。结果市面上会子泛滥成灾，一贯面额的会子，去年还能兑七百文铜钱，今年腊月已经跌到了不到四百文。建康一个贩布的商人，秋天卖了一车布，收的全是会子，冬天去进货时，同样面额的会子只够买半车布。绍兴一个卖酒的寡妇，攒了三年的会子想给儿子娶媳妇，等到了提亲那天，三年攒的钱只够买一坛酒。
米价跟着会子一起疯了。临安的米价从每斗八十文涨到了一百五十文，还在往上蹿。潘阿九的米铺门口天天排着长队，人挤人，挤到有人踩掉了鞋、扯破了衣裳。他不是没有米，他是不敢卖——今天的米卖出去收的是会子，明天去进米的时候会子又贬了一截，卖得越多亏得越多。但不卖也不行，官府的税银催得紧，不要会子，只要铜钱和银子。潘阿九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把米价翻了一倍卖，卖完就去换成碎银子藏起来，准备开春交税用。买米的街坊骂他“黑心”，他低着头不敢还嘴。他没办法——不是他心黑，是朝廷的税把他的心掏空了。
而劳役与征发，比税赋更直接地摧毁了百姓的生活。
“共防草原”的条款，在史弥远的政事堂里不过是一行写在帛书上的墨字，落在淮河沿岸的百姓头上，就是实打实的骨头和血。金国要求南宋协助在淮河至秦岭一线修筑第二道防线，史弥远答应了这个条款，因为他不敢不答应。防线要人修，于是朝廷下令征调沿淮各州的民夫，每户三丁抽一。
光州的农户赵老四，家里的独子刚娶了媳妇，征调令就下来了——去淮河边上给金兵修箭楼。赵老四跪在里正家门口磕头，头磕破了血。他儿子还是被带走了，和同村其他青壮一起，在腊月的寒风中扛着木头往淮河边上走。修的是金国的防线，监工的是金国的兵。他儿子在工地上病了——腊月的淮河边上，冷风从河面上灌过来，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喝的是凉水，吃的是发霉的干粮。宋人给他们运来的粮食在官府层层克扣之后，剩不下多少。赵老四的独子病倒了，发高烧，咳血，金兵的监工嫌他干不了活，把他从工地上赶了回来。腊月二十八，除夕前两天，赵老四的儿媳妇披麻戴孝在村口哭成了泪人。他儿子死在回家的路上，死在腊月二十五的风雪里，死在离自家村子不到二十里的官道边上。他至死不知道他修的箭楼是给谁修的。他只听说北边有个比金兵还可怕的东西，所以金兵要来修箭楼。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至死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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