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汉水的百姓更惨。“共防”条款里有一条，金军若在淮河防线作战，南宋须开放长江水运。这意味着汉水上的漕船被大量征调去转运军粮——不是转运宋军的军粮，是转运金军的军粮。襄阳的船户周老三，祖孙三代在汉水上跑船，运米运盐运茶，养活一家十几口人。官府的征调令一到，他的船就不是他的了。船上装的是给金军大营的粮食，从襄阳码头出发，顺汉水往下走到鄂州，再转入长江，最后北上淮河。一趟来回两个月，不给工钱，只发口粮。周老三在汉水上跑了二十年船，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用自家的船替金人运粮。他更不知道的是，如果北边那个叫新明党的势力南下，他运的那些粮食，可能会成为金军残部退入宋境的补给。八十年前金兵南下，烧了他的祖宅，杀了他曾祖父。现在他在给杀他曾祖父的人运粮。
这种极致的荒诞，不只是一个周老三。从淮河到汉水，从大散关到襄阳，千千万万个周老三在被迫做着同样的事。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只知道不做就会被抓、被罚、被枷号示众。临安的百姓在茶馆里听到这些事，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有嘴碎的低声嘀咕了一句：“这到底是打输了还是打赢了？”没人接话。
韩侂胄的首级被送往金国的那天，临安城下了一场冬雨。雨不大，细细密密，淋在青石板上，泛着冷光。涌金门外的街道上，韩侂胄被刺杀的那摊血迹早已被雨水冲得干干净净。但临安百姓心里那摊血迹，冲不掉。
曾几何时，北伐刚开始那些日子，临安城的百姓是真心实意地沸腾过。泗州大捷的捷报传到茶馆里，满座茶客拍桌子叫好，说书人编了《开禧中兴四战》，每次说到郭将军雪夜渡淮河，台下都有人往台上扔铜钱。山阴陆放翁的诗贴满了四门的榜廊，年轻人争相传抄，抄到手酸。有个铁匠铺的学徒叫陈小乙，听了北伐的消息，兴奋得三天没睡好觉，瞒着师父去募兵站报了名。募兵站的人嫌他瘦，劝他回去多长几斤肉再来，他梗着脖子说“为国家出力还要长肉？”，最后还是被劝了回去。他回到铁匠铺，打起铁来格外卖力，说是多打几把刀送到前线，也算自己出了一份力。
现在朝廷发了一道国书，白纸黑字地写着四个字——“误国启衅”。这道国书的内容传到民间，比和约本身更让人心寒。因为它在说：北伐是错的，韩侂胄是错的，所有为北伐欢呼过、捐过钱、送过子弟参军的人，都错了。你们的热血是“误国”，你们的牺牲是“启衅”。这句话比刀子还利。
陈小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茶馆里给人修凳子。他放下锤子，愣了半天，然后站起来，走到茶馆门口的榜廊前，把那道国书的抄本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国书上措辞极卑极恭，向金国自承“误国启衅”，史弥远的亲笔，辞藻华丽而绵里藏针，工工整整地誊在黄帛上。陈小乙的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字不认识，但他认识“误国”两个字。他在榜廊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身往回走。他的师父问他怎么了，他没有回答，只是回到铁匠铺里，把那些打了半截的刀坯全部塞进了炭火最旺的炉膛里。铁在烈火中烧得通红，然后慢慢变软，最后化成一滩没有形状的铁水。他盯着那摊铁水，眼睛干干的，没有泪。他师父站在门口，张了张嘴，最后什么都没说。
临安城的茶馆里，说书人已经不讲《开禧中兴四战》了。不是不想讲，是不敢讲了。北伐被定了性，说书人怕惹祸上身，纷纷换回了旧段子。茶馆里的茶客还是那些人，但空气变了。以前茶馆里聊的都是“宿州什么时候打下来”、“开封能不能今年收复”，现在聊的是“听说了吗，又加了一种新税”、“隔壁老张家的儿子被拉去淮河修工事了”、“米价又涨了，会子跌得没法看了”。偶尔有不晓事的年轻人提到北伐，立刻会被长辈压低声音打断：“别提了。那是‘误国’。”这四个字从长辈嘴里说出来，比任何训斥都管用。年轻人讪讪地闭上嘴，端起茶碗遮住自己的脸。
最沉默的是那些从江淮前线回来的伤兵。有伤兵拄着拐杖、袖管空荡荡地在街上走，他少了一条胳膊，是灵璧城下丢的，当时他在南墙豁口冲锋，金兵的狼牙棒砸碎了他的左臂。他回来之后没有领到抚恤——抚恤金被挪去交“助军费”了。没人敢问他在前线打过什么仗，他自己也从不提。他只是每天坐在巷口，用剩下的那只手编草鞋卖，草鞋卖三文钱一双，一天编十双，赚的钱刚好够买两升米。临安城的冬雨从早下到晚，把青石板路淋得湿漉漉的，伤兵们的拐杖敲在石板上，笃笃笃，像一支没有鼓点的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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