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张居正进一步说明蒋轮造坟的旧例，用具体史料依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及查嘉靖二年，蒋轮乞恩造坟，系差官盖造，未曾折价。当时该部处办木石，估价二万，卷案见存。故尚书郭朝宾凭此为据。”他明确指出，嘉靖二年蒋轮请造坟茔时，朝廷并未折价给银，而是直接遣官建造，当时工部核算的木石物料等费用便是二万两，相关卷宗档案至今仍保存完好，有据可查。如今工部给李伟拟价二万两，正是严格按照旧例来的，并无任何不妥之处，既没有亏待李伟，也没有违背祖宗法度。
紧接着，张居正话锋一转，既表达了对万历帝孝心的理解，又委婉表明了难处：
“今奉圣谕，欲令从厚，臣等敢不仰体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于圣母之家，而旧例甚明。倘从厚，惟陛下奏知，圣母特加优赉，非臣下所敢擅专也。”自己并非不理解万历帝想要厚待外公的孝心，也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尽一份心意，可祖宗旧例规定得十分明确，若是要增加赏银，突破旧例，必须由万历帝亲自奏明李太后，下旨特加优赏，臣下无权擅自决定。
这番话既维护了李太后的权威，也给自己留了余地，同时委婉拒绝了万历帝的要求。
为了进一步说服万历帝，让他放弃突破旧例的想法，张居正又援引嘉靖帝的例子，强调祖宗旧例的严肃性与不可逾越：
“臣等又惟：玉田伯乃世宗皇帝亲母家也。当时章圣皇太后母仪天下，世庙奉事母后，笃厚外家，何所不至，而所给仅止于此数。想祖宗以来，相传恩例，难以逾越耳。今以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章圣太后之所不可逾，而圣母与皇上必欲破例处之，此臣等所以悚惧而不敢擅拟者也。”
嘉靖帝对生母章圣皇太后极为孝顺，对母家也极为优厚，即便如此，给蒋轮造坟的费用也仅为二万两，可见祖宗旧例的严肃性，即便是世宗皇帝、章圣皇太后，也未曾突破旧例。如今万历帝想要破例，实在惶恐不安，不敢擅自拟定，生怕违背祖宗法度，辜负先帝托付。
最后，张居正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劝谏万历帝坚守礼义之道，克制私欲：
“夫孝在无违，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越分之恩，非所以明厚；逾涯之情，非所以自保。”孝顺父母、厚待亲眷固然重要，但必须遵循礼法，不可逾越分寸；恩情固然无穷无尽，但必须用道义来约束，不可肆意妄为。
过度恩宠不仅不能彰显厚待之意，反而可能让外戚变得骄纵跋扈，恃宠而骄，最终难以自保，这既是对李伟的负责，也是对皇室的负责，更是对大明的负责。张居正这番奏疏逻辑严密，论据充分，情感真挚，既坚守了原则，又给足了万历帝和李太后颜面，可谓用心良苦。
张居正始终坚信，凭借祖宗旧例的约束，凭借自己对万历帝的教导，万历帝一定会虚心纳谏，收回让工部从厚拟价的旨意，坚守祖宗法度。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一手教出来的万历帝，这几年成长飞速，早已不是那个会乖乖听从教诲、唯唯诺诺的孩童了。
万历帝看完张居正的奏疏后，并未有丝毫动摇，也没有丝毫愧疚，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清楚的知道，张居正的核心论据便是祖宗旧例，而他想要做的就是打破旧例，打破张居正的约束，彰显自己的皇权，让所有大臣都明白，他才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同时，万历帝也明白，对付大臣的反对，不能一味强硬，不能直接与张居正撕破脸皮，毕竟此时的他，还需要张居正辅佐，需要张居正推行改革，稳定朝局巩固统治。若是此时与张居正反目，不仅会引发朝堂动荡，也会让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得不偿失。
因此，万历帝决定采取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既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给李伟加赏，又要避免与张居正正面冲突，给双方都留有余地。于是，万历帝沉吟片刻，便提笔批答上疏，语气平淡却态度坚决，没有丝毫犹豫：
“准照蒋轮例，折价三万两，自行营造。”
这短短一句话，彻底打破了张居正的预期，也打破了祖宗旧例的束缚，可谓是四两拨千斤。按照嘉靖朝蒋轮旧例，造坟费用仅二万两，且由工部代为建造，无需蒋轮自行费心，一切都由朝廷统筹安排。
而如今，万历帝不仅将赏银数额增加到三万两，比旧例多出一万两，还允许李伟自行营造，无需工部操办。这无疑是大大的破例，既超出了旧例标准，也给了李伟更多的自主权，实则是变相厚赏，更是对张居正奏疏的无声反驳。
万历帝的这个批答，看似是“照蒋轮例”，实则是偷换概念，巧妙避开了张居正的劝阻。没有直接否定张居正的奏疏，也没有违背祖宗旧例的说法，而是借着“照蒋轮例”的名义，悄悄提高了赏银数额，改变了营造方式，既彰显了皇权，又没有让张居正陷入过于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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