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真相远没你想得那么重要。”郁飞听懂了，却仍悠悠地说着自己的意见，他手里把玩着一支水笔，这年头不是所有人都像安奕鸣一样用钢笔的。
安奕鸣针锋相对，“那您觉得什么更重要？”
“在我看来，平衡更重要。就这个案子而言，死者家属能放下心结重新开始，王军能卸下包袱从头再来，挽救两个家庭比查清楚到底是谁撞死了钱景华重要得多，毕竟逝者已去。”郁飞这个人，语速不快，却句句直指人心，他到底是做了十几年的法官，想得最多的这件事能够得到解决，而不是完全站在己方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安奕鸣心里冷笑，您还真是法院辞职的老法官，处处讲调解时时讲和谐，不过他还记着谢敏叮嘱的话，说出口的是“死者家属就一个要求，案件真相，我要充分尊重我委托人的意愿。”
郁飞倚回到在沙发上，摇了摇头，“真相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海市蜃楼，看起来美妙却未必有用，你要让他明白其中的风险。律师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当事人适当的指引。”
“适当从来没有绝对标准，而是要看所处的立场。”安奕鸣认为，坚定地与当事人站在一起才是适当，既然钱毅要的是真相是说法，他就作为战友陪着他用法律的手段追求真相追求说法，而不是不停地给当事人泼冷水。况且说，何为适当？难道不是时间、情绪、人心的某种错位？何必用高高在上的心去告诉别人何为适当。
“你不能只想一件案子……”郁飞对安奕鸣的年轻气盛多少有些好笑，却也知道这是自己已经失去了许久的东西。
安奕鸣突然打断郁飞的话，问：“您曾是多年的刑事老法官，我想问，如果这件案子死者家属胜诉，王军就肯定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吗？”
郁飞一愣，“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说在司法实务中还没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对不对？”安奕鸣不管到底是王军还是高桐请托，他不想再在这件事上兜圈子了，还是来个彻底了断更合适，“既然如此，何妨一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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