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另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把他按在墙上。甘老师从兜里掏出一根绳子——也不知道是早准备好的还是顺手从哪里找的——把傻儿的手腕绑在了一起。
傻儿挣扎了几下，挣不开，忽然蹲下来，哭了。
哭得很大声，像个小孩子。
李老师蹲下来，跟他平视，说：
“以后不许去学校门口，不许拦女同学，听到没有？”
傻儿哭着点头。
李老师站起来，对他挥挥手：
“走吧。”
傻儿站起来，手腕上还挂着半截绳子，踉踉跄跄地跑了。
那之后，傻儿果然没在学校门口出现过。
可没过几天，他又跑到街上去拦别的女人。
李老师知道了，又去找他。
一来二去，傻儿看见老师就躲，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但乞丐不一样。
他从不理傻儿。傻儿有一次凑到他跟前，想看他写字，他抬起头，冷冷地看了傻儿一眼。那一眼，很平静，可傻儿哆嗦了一下，转身就跑。从此，傻儿再也没有靠近过电影院门口那一带。
大人们说：
“疯子怕疯子，傻子怕傻子。”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乞丐那一眼，不是在赶傻儿，是在保护他。
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得。
那年冬天特别冷，地里都结了霜。
我放学回家，路过电影院门口，看见乞丐缩在墙角，身上裹着一块塑料布，脸冻得发紫。他的面前，小半截粉笔头捏在手里，地上写到一半的“靖康耻，犹未雪”，笔画歪歪扭扭的，看样子是手冻僵了，写不动了。
我站了一会儿，从书包里摸出早上剩下的半个馒头，放在他面前的地上。
馒头用油纸包着，还带着我体温的余热。
他看了看馒头，又看了看我，没说话。
我转身走了。
走了好几步，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谢谢。”
我回过头，他还在低着头，像是没说过话一样。可我确定我听见了。那个声音很轻，很哑，像是很久很久没有开口说过话的人，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可它清楚。
就两个字。
可我记了三十年。
有一次，一个收保护费的小混混在电影院门口拦住一个小学生，让他交钱。
那个小学生吓哭了，掏出身上仅有的五毛钱。小混混嫌少，推了那孩子一把，孩子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皮。
乞丐正好在旁边写字。
他停下来，看着那个小混混。
小混混被他看得发毛，骂了一句：
“看什么看？疯子！”
乞丐没说话，拿起粉笔，在地上写了一个字。
那个字很大，一笔写成，像一把刀。
小混混不认识那个字，可他被那个字的笔画吓了一跳——那一下收笔，粉笔直接戳进了水泥地的缝隙里，咔的一声，断了。
小混混骂骂咧咧地走了，钱也没拿。
我后来查过那个字。
那是一个“止”字。止戈为武的止，停止的止。
他不会说话，可他什么都懂。
班主任李老师有一次路过电影院门口，看见乞丐在那里写字。
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第二天，李老师在语文课上讲了一篇课文，讲完后忽然说：
“你们知道《满江红》吗？”
我们摇头。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那首词。
他的粉笔字写得不差，可跟电影院地上的那些比起来，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他念：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念完了，他说：
“这首词，是岳飞写的。岳飞是南宋的抗金名将，精忠报国，最后被奸臣害死了。”
他没有提那个乞丐。
可我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首词。
因为他看见了。
后来，我上了大学很少回镇上。
偶尔回来，路过电影院门口，那里已经推倒重建了小楼，只有旁边那个供销社，还是那个样子，地也是一样的，石头堆砌的路，偶尔一个裂缝里HIA嵌着一些粉笔屑，红的黄的白的，像褪色的彩虹。
乞丐早就不见了。
问了邻居，有人说他走了，去了外地；有人说他被家人接回去了；还有人说……不说了。
我宁愿相信他好了。
不再疯了，不再在地上写字，不再穿破衣服。
他回到了挂榜山那边的家，回到了他考上大学之前的日子。他可能还在写字，写在纸上，写在门上，写在田埂上。可这一次，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是因为喜欢。
我喜欢这个结局。
哪怕它不是真的。
镇上的人提起这个乞丐，大多是一种复杂的表情——同情里夹着不屑，惋惜里掺着嘲讽。
“可惜了，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读书读傻了”
“要是没考那个博士就好了”……
考博士差一分，气疯了。
这个说法传了那么多年，没有人去考证过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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