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镇上好像突然多了这么一个乞丐。
就这么突然的出现了，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这么多年了，我也忘了他叫什么了。
小孩子们都管他叫“疯子”，他也不骂，只是走。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从白天走到黄昏，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落到哪儿算哪儿。
可他不像别的乞丐。
他不伸手要钱，不跪在路边磕头，也不翻垃圾桶找吃的。他穿的衣服破是破了点，可干净——灰布袄子，黑棉裤，脚上一双解放鞋，露出脚趾头，可鞋面上没有泥。
他头发很长，打着结，可脸上不脏。下雨天他会躲在粮站门口的屋檐下，看雨丝从瓦缝里漏下来，一看就是半天。
我问过我爹，我爹说，他呀，是个厉害的人啊，他可是研究生哦，八〇年代初考上了京城一所很好的大学，后来又读了研究生，差一分就考上博士了——只差一分。
就是这一分，把他逼疯了。
也有人说不是差一分，是被人顶替了名额。
那个年头这种事不稀奇。他告到了省里，省里不管，又告到京城，京城说回去等消息。等啊等，等到花儿都谢了，等到头发都白了，等到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人说，他根本不是什么博士，就是个骗子。
可这话站不住脚，因为骗子不会在地上写《满江红》。
我第一次看见他写字，是在镇上的电影院门口。
那天放学，我和几个同学从电影院旁边抄近路回家。电影院早就关门了，门口的空地上长满了杂草，墙上糊着褪色的海报，李连杰的《少林寺》，脸朝下，卷了边。空地上有一片水泥地，灰扑扑的，落满了灰。
他蹲在那里，手里捏着一截粉笔头，正在地上写字。
粉笔头是红色的，很短的，他捏得很紧，像捏着一支毛笔。他一笔一划地写，速度不快不慢，横平竖直，撇捺舒展。写出来的字，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粉笔字，而是很像书法的——有筋骨，有血肉，有风骨。
我们几个小孩围过去看。
他写的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我那时候上小学三年级，刚学会认字，认不全。可这几个字，我一个一个地念，念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时候，心里忽然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不是因为我懂了，而是因为那些字太好看了，好看得让人心里发紧。
写完了上阕，停下来，歪着头看了看，伸出手指蘸了点口水，把“歇”字的一个钩改了一下，又继续写。
写完“空悲切”三个字，他把粉笔头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走了。
从头到尾，没看我们一眼，也没说一句话。
那几个字，在地上留了三天。
后来下雨，冲掉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放学都绕路去电影院门口看一看。
有时候他在，有时候不在。
他在的时候，一定在写字。
写《满江红》，写《沁园春·雪》，写“大江东去”，写“人生自古谁无死”。
他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红的、白的、黄的、蓝的——都是在地上捡的。那些粉笔头，有的是学校扔掉的，有的是小孩恶作剧砸他的，他一颗一颗捡起来，装在口袋里，像宝贝一样。
他的字越写越好。
后来整个电影院门口的石板地上，全是他写的字，大块大块的，像一篇铺在地上的书法展。有人路过停下来看，看完了摇摇头走了。
也有人说风凉话：
“写得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疯子。”
他听不见似的，继续写。
镇上还有一个疯子。
人们管他叫“傻儿”，是真傻。
傻儿跟他不一样。
乞丐不说话，傻儿说个不停；乞丐穿得破但干净，傻儿穿得脏且臭；乞丐不理人，傻儿见人就追。傻儿的傻，是那种让人害怕的傻——他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不知道什么是分寸。
有一阵子，傻儿特别喜欢在校门口堵女生。
他站在路中间，张开双手，拦住放学的女同学，嘴里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还做一些很不雅的动作。女同学们吓得尖叫着往回跑，有几个胆子小的，直接哭了。
我们班班主任姓李，刚从大专毕业，二十出头，高高瘦瘦的，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脚上一双回力鞋，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听说这事，没在班上说什么，下午放学后，他跟数学老师甘老师打了个招呼，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先走了。
我们几个男生跟在后面看热闹。
李老师和甘老师把自行车停在傻儿经常出没的那个路口，一人站一边。傻儿远远地走过来，看见两个大男人，愣了一下，想绕过去。李老师往左一步，挡住；傻儿往右，甘老师拦住。
傻儿急了，嘴里呜呜哇哇地叫，伸手想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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