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波惊喜的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比他想象中更加优秀。他们讨论的话题，渐渐从企业管理延伸到其他方面，而且聊得非常大胆，用二十年后的话来说就是有404风险。
“马博士，你对黄公子大肆收购国企怎么看？他能否带来国外的先进经验，帮助这些国营企业走出困境？”张洪波问。
黄公子是印尼第二大财团掌舵者的次子，从小就被送到大陆读书，甚至当过红x兵，还在穷乡僻壤『插』过队。
从去年开始，黄公子突然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一口气收购了数百家国企。
全国媒体热议，无论是官员还是工人，都对黄公子抱有殷切希望，盼着他能够把这些亏损企业盘活。
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主动接触黄公子。有的地方为了卖亏损企业，居然将收益良好的国企也打包卖了；有的地方把国企清仓大处理，卖得一家不剩，甚至因此撤销轻工局和商业局，厂长们只对黄公子一个人负责。
病急『乱』投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困难重重，已然成为各级『政府』的财政包袱。中央和地方尝试了各种方法，树立了各种典型，采用了各种模式，但依旧收效甚微——『摸』着石头过河真不是一句空话。
黄公子的出现，让“资本经营”一词火遍全国，人们将其视为拯救国企的仙『药』良方。
如今报纸上隔三差五就要报道，黄公子又在某地收购了多少家国企，宋维扬想不知道这个人都难。
“我不看好他。”宋维扬说。
“为什么？”张洪波问。
宋维扬解释道：“这位黄公子的身份是金融资本家，而非企业家，他没有亲自管理过任何一家企业。他只是有钱而已，但他的钱能比中国『政府』多吗？中央都拿国企困境没办法，他黄公子又怎么可能办得到？”
张洪波说：“黄公子是商人，如果这些国企没救，他收购到手岂不是要赔本？没钱赚的生意谁做？”
宋维扬笑道：“据我所知，黄公子身后站的是港城李超人、印尼金光财团、日苯伊藤财团和美国摩根士丹利。他们的手法非常简单，就是在港城收购亏损的上市公司，吸纳国际资本，拿投资人的钱到中国兼并企业，再用这种利好消息抬高港城公司股价。在股市获得利润之后，继续批量收购中国企业，再跑去美国和加拿大发行新股继续圈钱。以此方式不断轮回，直到某天被戳破而已。”
“资本运作不是很正常吗？”张洪波疑『惑』道。
宋维扬摇头道：“通过报纸上的文章，我发现国内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从『政府』到民间都过度『迷』信资本。资本不是万能的，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有危险？”张洪波问。
“当然有危险，”宋维扬忍不住笑道，“那位黄公子把自己都套进去了，他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吧，只能捏着鼻子继续死撑。”
90年代的中国野蛮而荒诞，即便是在国外纵横捭阖、无往不利的资本家，贸然进入中国市场也多半会被带跑偏。
就拿黄公子来说，他本来只想收购那些有潜力的国企，结果地方『政府』各种忽悠、各种打包甩卖——
你要买啤酒厂？好啊，干脆再搭一个电缆厂和肥皂厂吧。
你只买10家企业？我们市一共有50家企业，要不你全拿走吧。
很多时候，黄公子都是在饭桌上喝着酒，稀里糊涂就答应了收购方案，他连自己收购的企业有多少债务都不清楚。
玩资本也没这么玩的，非常危险。
若非收购国企时会附赠地皮，黄公子肯定要搞砸，说不定血本无归都有可能。
张洪波道：“能具体说一说危害吗？”
“没必要，而且牵扯太广，说了也没有任何作用。”宋维扬笑着摇头。
虽然在黄公子的运作下，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但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意义。首先，他是吸纳外国股民的钱玩资本游戏，帮着许多国内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其次，他让中国真正见识到什么叫资本运作，为今后的国企大规模改制提供了参考样本。最后，他给中国无数商人上了一课，帮助中国人迅速的快乐成长。
宋维扬对黄公子再熟悉不过，因为此君是mba课程里的常客，他在中国的收购案例被后来者分析了无数次。
黄公子还带来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影响，他在中国的成功，让无数国外财团眼红难耐。于是外资在接下来两年疯狂入侵，将许多国产知名品牌扼杀在摇篮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警觉起来，社会舆论迅速倒向民族主义，最终在1995年吹响了民族品牌大反攻的号角。
那种狂热程度，犹如在进行一场商业领域的抗战。
“说起黄公子，我突然想起前不久在《中国工商时报》看到的一篇文章，”宋维扬担忧地说，“据记者调查，沿海各省的数千家合资企业，有一半以上都存在账面亏损。外资通过转移利润、虚列开支等方式，侵蚀中方利益，逃避国家税收，有的企业连续亏损七八年，规模却越亏越大。相比而言，黄公子其实很可爱了，他为了增强美国股民的信心，不但不会搞账面亏损，反而要把财务报表做得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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