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安被荣安王认回后，王府不仅高调举办了盛大的认亲宴，还替她请封了县主。
由于乔安给自己立的人设太过高大上，荣安王并未真把她当个九岁稚童看待，反而渐渐让她接触府中生意，遇事也爱同她商量。
直到真正摸清荣安王府的产业版图，哪怕乔安见过大世面，也不由暗自心惊。
跟荣安王府掌握的财富相比，大晟王朝裴氏家族那点产业简直不够看的。
乔安几乎能预见，等她长大成人，会有多少人盯着她这块肥肉，企图吃绝户。
说不定还会像上一世那样，皇帝为了吞下这笔财富，直接将她赐婚给太子。
皇权社会，说白了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区别只在于，有的皇帝还要点脸面，明面上不好做得太难看；有的皇帝连脸都不要，直接明抢。
当今圣上属前者，而太子登基后，显然是后者。
乔安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结局，真正改变陶舜华与荣安王的命运。
答案其实只有一个——推翻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否则，不论谁当皇帝，荣安王府都是皇室案板上的一块肥肉。
至于自己直接当女皇，乔安想都没想过。
当个好皇帝太累，需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个昏君是轻松，但她相信，只要她敢当昏君，系统就敢把她辛辛苦苦赚的功德全扣光。
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刘妈和绿萼，这两人毕竟经历过现代世界，眼界与认知远非这个时代可比。
三人商议后一致认为：要建立民主国家，必须从娃娃抓起。
少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也是可塑性最强的一批人。
于是，乔安开始有意引导京城的同龄人，进行一场有目的、有计划的“玩乐”。
荣安王府家底丰厚，人手充足，让乔安造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她三天两头就在王府花园或城郊别院举办聚会，受邀的孩子年龄在五到十五岁之间。
这些孩子们被分为三组：5-7岁一组，由刘妈负责；8-11岁一组，由乔安负责；12-15岁一组，由绿萼负责。
受邀的孩子里，既有王侯高官家的贵公子、娇小姐，也有普通人家的子弟。
起初，受邀者响应寥寥，大部分都是普通农户、商户人家的孩子。
京城大户人家对子女管教极严，男孩五六岁便要开蒙背书，女孩还没学会走路就得先学“规矩”。
哪家父母会放着正经功课不学，让孩子出去“瞎玩”？
可没过多久，京城的孩子们都以能参加乔安的聚会为荣。
原因无他：一是她设计的游戏实在太过新颖有趣，每种游戏都能在玩乐中学到新鲜知识，比死读书有趣百倍；
二是游戏奖励极其诱人，全是他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乔安设计的游戏，参考了现代社会成熟的国际教育理念，最常用的是游戏化学习与项目式学习。
她举办有奖集体竞技，规则一视同仁，分组全靠抽签，输赢只看团队配合，不看出身，不论性别。
孩子们在游戏中最先摆脱了“以身份压人”的思维，明白能力与合作远比出身更重要。
她还引入角色扮演。
在模拟集市中，孩子们轮流扮演商贩、顾客、调解纠纷的主事，定价、交易、处理矛盾全由自己商量，出现分歧便全员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出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
在模拟村落治理中，每人各司其职，管物资、管秩序、管劳作安排，大事集体商议。
乔安、刘妈和绿萼三人分别在一旁适时引导：“一个地方好不好，不是靠一个人说了算，得听所有人的想法，大家一起出力，日子才能过好。”
民主协商、集体决策的雏形，就这么轻轻松松种了下去。
为了让孩子们破除愚昧，乔安以踏青、游湖、逛市井、参观工坊为名，和刘妈、绿萼分组带他们走出深宅大院。
她们讲农桑，分析粮食收成与天气、耕作方式的关系，告诉他们丰收靠劳作与方法，而非神明降福、帝王恩赐；
她们讲工坊运作，观察工匠分工协作，用大白话拆解古人眼里“玄妙”的手艺背后的力学原理；
她们带孩子们看普通百姓的生活，聊民生疾苦，引导他们思考：百姓辛苦劳作，为什么还是吃不饱饭？
一颗颗质疑现有制度的种子，悄然埋下。
游玩归来，茶话会上，大家围坐讲故事、辩道理。
乔安三人从不直接灌输答案，只抛出问题，鼓励每个人大胆说出想法，哪怕观点出格也不斥责。
久而久之，孩子们不再觉得“皇权不可冒犯、天命不可违”。
期间，她们还穿插简易数理教学，用数学谜题和几何小游戏锻炼逻辑思维，让孩子们跳出“死读圣贤书”的狭隘圈子，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
光谈思想不够，还得打磨行动力。
乔安组织近郊短途出行、林间探险，设置集体任务：分工搭临时营帐、找水源、规划路线、分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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