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如果将来赶走了法国人，他们想要插手越南的事务呢？”橡胶工人追问。
“那就到那时再说。”阮文涛的眼神变得锐利，“先集中力量对付眼前的敌人。法国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将来……越南的命运，终究要由越南人民自己决定。”
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阮文涛详细传达了北边的指示，讨论了在西贡、堤岸地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橡胶工人中发展五个新的秘密小组，在码头工人中建立互助会，在华人聚居区通过可靠的华人同志建立联络点，收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黎明前，众人悄然散去，消失在蒙蒙细雨中。阮文涛最后一个离开，他将文件塞进竹筒，藏在工棚的茅草屋顶下，然后披上蓑衣，走进渐渐亮起的天光里。远处的西贡城渐渐苏醒，法国殖民者的汽车喇叭声、教堂的钟声、早市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这座殖民城市寻常的一天。但阮文涛知道，在这寻常的表象之下，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与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相比，英属北婆罗洲的局势要平静得多，但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拉越州和文莱）地广人稀，英国殖民统治相对松散，主要依靠少数官员和本地土王合作治理。这里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橡胶，英美荷的石油公司在此设有大型开采设施，吸引了不少西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也带来了许多谋生的华工。
山打根，北婆罗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十月的一个傍晚。
在华人区一家名为“广昌号”的杂货铺后院，店主陈广昌正在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五十来岁，穿着考究的丝绸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是富商，但实际上，他是南方军委“南洋情报局”派往北婆罗洲的秘密联络员，化名“林先生”。
“新加坡的事情，你们这边有什么反应？”林先生抿了一口茶，看似随意地问道。
陈广昌四十五岁，在北婆罗洲经营了二十多年生意，从一个小摊贩做到如今拥有三家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华人中小有名望。他压低声音：“英国人的反应很快。新加坡暴动后不到一周，山打根的警察就加强了对华人社团的监视。我们中华总商会开会，都有便衣在门口转悠。几个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殖民政府文章的记者，家里都被搜查过。”
“你们害怕了？”林先生抬眼看他。
“怕？”陈广昌苦笑，“说不怕是假的。我在这里有家业，有老婆孩子。但林先生，你是从北边来的，你知道我们华人在南洋过的是什么日子。英国人说我们‘低等民族’，税收比白人高，孩子不能进英文学校，连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如果来了白人，我们都得站起来让座。”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激动：“新加坡的兄弟们敢站出来，我佩服他们。我们北婆罗洲的华人虽然少，虽然分散，但也不是孬种。上个月，诗巫的橡胶园克扣华工工资，我们商会凑钱请了律师，把园主告上了法庭。虽然最后只讨回了一半工钱，但至少让英国人知道，我们华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
林先生点点头，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小铁盒，推给陈广昌。
陈广昌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叠英镑和美元钞票，还有几张写满字的信纸。
“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资助你们在这里开展活动。”林先生缓缓说道，“钱不多，但要用在刀刃上。一是继续支持华工的权益斗争，请律师、打官司，让英国人看到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二是在华人学校中，增加中华历史和文化课程，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三是……”他压低声音，“设法与当地的达雅克人、马来人建立联系。”
陈广昌一愣：“和土着联系？林先生，这……我们华人在这里，跟土着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英国人搞分而治之，挑拨华人和土着的关系，说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和土地。很多土着确实对我们有敌意。”
“所以才要做工作。”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英国人最怕的就是华人和土着联合起来。你要想办法让土着明白，压迫他们的不是华人，而是英国殖民者。华工和土着劳工一样被剥削，华商和土着小贩一样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他指着铁盒里的信纸：“这是一些简单的宣传材料，有马来文版本。不要直接发，可以通过可靠的土着中间人，比如那些受过教育、对殖民统治不满的教师、小头人。先建立私人友谊，慢慢影响他们。”
陈广昌仔细看着那些材料，上面用简单的马来文写着：“英国公司拿走我们的石油，只给我们微薄的工钱”“为什么白人的医院不给我们看病？”“我们的土地被抢走，变成了橡胶园和油田”……
“我试试。”陈广昌最终说道，“但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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