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六日，阳光穿过仍未散尽的烟尘，斑驳地洒在闸北、虹口、杨树浦的断壁残垣上。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尸臭与消毒水混合的刺鼻气味。一面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插在残存的制高点或清理出的瓦砾堆上，在微风中无力地飘动，俯瞰着下方地狱般的景象。
街道早已不复存在，只有炮弹犁出的深沟和建筑坍塌形成的土丘。扭曲的钢筋、烧成焦炭的屋梁、破碎的家具和日用品的残骸随处可见。许多地方，废墟之下仍埋着未能及时清理的双方士兵与平民的遗体。救火队、红十字会、学生志愿队和幸存的市民，在军官与警察的指挥下，艰难地进行着清理、灭火、救治伤员和辨认尸体的工作。哭泣声、寻找亲人的呼喊声、伤员的呻吟声，与铁锹挖掘瓦砾的刮擦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胜利日最沉痛的背景音。
桂军、粤军、十九路军的士兵们，许多人军服破烂，满面烟火色，带着未愈的伤口，默默地执行着警戒、巡逻和协助清理的任务。他们眼中没有太多胜利的狂喜，只有疲惫、麻木，以及对身边倒下的袍泽无尽的悲恸。许多连队减员过半，一些精锐的突击队甚至只剩下寥寥数人。
在虹口原倭寇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那片巨大的废墟前，一群中外记者在军方人员的有限许可下，进行着拍摄和采访。残破的太阳旗被踩在泥泞中，旁边是插着华夏旗帜的残存楼体。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军事胜利的象征，更是这场战争残酷性的赤裸见证。每一处触目惊心的废墟，每一具来不及掩埋的遗体，都在无声地控诉着侵略者的暴行，也在拷问着胜利的代价。
与上海肃穆悲壮的气氛截然相反，南京憩庐内，气氛阴郁得能拧出水来。蒋总司令背对窗户，手中的茶杯已被捏得咯咯作响。他面前摊开着上海发来的详细战报，以及南方军委会李宗仁、李济深联名发来的，语气强硬、几乎等同于最后通牒的电文。
电文核心只有两点：一、鉴于淞沪倭寇已遭歼灭性打击，为彻底结束战事、避免列强进一步干涉，要求中央政府立即授权前线，与倭寇就停火及后续事宜进行“技术性接触”。二、此战全赖前线将士用命及两广倾力支援，战后上海防务及善后事宜，应由有功之第十九路军、粤军、桂军共同负责，中央政府应予充分支持，不得掣肘。
“混账！跋扈！目无中央！”蒋总司令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猛地将茶杯砸在地上，瓷片四溅。“他们这是要借着抗日之功，割据上海，要挟中央！李德邻、李任潮，其心可诛！”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闻讯赶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肃立一旁，大气不敢出。
“委座息怒。”何应钦小心翼翼道，“李、白等人携大胜之威，气焰正盛。且英美法态度暧昧，国联调查团在即，此时若与之公开决裂，恐授人以柄，于国际观瞻及国内舆论极为不利。”
“那难道就任由他们盘踞上海，尾大不掉？”蒋总司令猛地转身，眼中寒光闪烁。
“自然不能。”何应钦压低声音，“然当前第一要务，乃是结束上海战事。倭寇新败，国内厌战，正是迫其和谈良机。不若……顺水推舟，允其所谓‘技术性接触’，但必须以中央名义进行，且谈判代表须由中央指派或认可。如此，既可将结束战事之功揽于中央，又能将李、白等人置于中央框架之下，使其不得肆意妄为。至于战后上海防务……可徐徐图之。”
蒋总司令阴着脸，踱了几步。他何尝不知这是眼下最不坏的选择。借助李、白等人打出来的局面，以中央名义去和谈，既能收获“领导抗战、迫使日寇撤军”的政治资本，又能避免在列强和国联面前落下“内战不休、不顾大局”的口实。至于上海这块肥肉，绝不能让粤桂系独吞。
“还有，”晏道刚补充道，“倭寇急于索回其战死官兵尸体与俘虏，此乃其国内压力所致。我方或可在此事上稍作让步，以换取其在撤军问题上的痛快，并显示我中央之‘宽仁’与‘大局观’。此亦可在舆论上，与李、白等人之‘强硬’有所区别。”
蒋总司令沉吟良久，终于从鼻子里哼出一声：“也罢。敬之，你以军政部名义，电复李、白，及上海蒋光鼐、余汉谋、黄旭初：为顾全国际视听，尽早恢复上海秩序，准其与倭寇进行停战接触。着蒋光鼐为首席代表，余汉谋、黄旭初为副，然一切条款，须报请中央核准后方可生效。另，倭寇撤军必须彻底、迅速，不得延误。至于阵亡者遗体及俘虏之交还……可允其派船在指定地点、指定时间接收，但须确保其再无武装人员滞留。具体细节，由你们去谈。”
这道命令，巧妙地将结束战争的“权”与“名”抓在了中央手里，又将谈判的具体风险和“妥协”的嫌疑，推给了前线将领。同时，默许了交还尸体和俘虏，为倭寇留下了体面退场的台阶，也为自己博取了“宽大”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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