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昌没有立即回答。
“钟书记正在治疗。”他谨慎地措辞，“有些事，不好让他分心。”
刘培生点点头，没有追问。
他转向在座的人，声音苍老而沉稳：“既然大家找到我这里，我就倚老卖老说几句。第一，钟方的后事，要办得体面。省委和专案组，必须有人出面致哀。第二，办案过程中的程序问题，该反映要反映。这不是对抗组织，是维护制度的严肃性。第三——”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每一个人。
“钟正国同志为党工作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现在重病在身，又遭遇丧子之痛。我希望中央能考虑实际情况，让他安度晚年。”
包厢里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四九城城暮色四合，华灯初上。街上车流如织，千里之外的汉东，雪已停，冰未消。
同一时间，京州。
吴栋梁已经连续四十八小时没合眼。他的办公桌上堆着六份审讯笔录、三份资金流水分析报告、一份关于钟方自杀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
他盯着最后那份报告，久久没有翻页。
报告措辞严谨，逻辑清晰。现场指挥程序合规，田国富的劝解长达十九分钟，期间钟方情绪稳定、思路清晰，没有任何暴力抗拒迹象。他选择跳窗时，距离最近的工作人员在三米之外，无法阻止。
这是一份没有任何责任问题的调查报告。
但吴栋梁知道，这份报告交上去，会被撕成碎片。
电话响了。
是省委办公厅。沙瑞金书记的秘书用最公事公办的语气通知：明天上午九点，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请专案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就“近期几起重大案件办理情况”做专题汇报。
“沙瑞金书记特别强调，”秘书说，“请如实汇报，不要有任何保留。”
吴栋梁说了句“知道了”，挂断电话。
他拨通何胜利的号码。
“省委开会的事，知道了？”
“刚接到通知。”何胜利的声音听不出情绪，“看来有些人动作很快。”
“明天你列席还是我列席？”
“都要去。”何胜利说，“点名了专案组主要负责同志，你我都在名单上。”
吴栋梁沉默了几秒。
“老何，”他说，“明天会上，可能不太平。”
“我知道。”何胜利说，“所以我们要准备充分。钟方的调查报告，柳远和的审讯进展，瑞士账户的资金流向——凡是能摆上台面的证据，全部整理成册。明天不是辩论赛，是举证会。”
“如果有些人不是要证据，就是要态度呢？”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
“老吴，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一起办粮库主任那个案子吗？”何胜利突然问。
吴栋梁一怔。前天何胜利提到过这个案子，是钟正国在病房里提起的。
“记得。”
“当时那个粮库主任跳楼，死者家属在纪委门口闹了半个月，说是我们逼死的。”何胜利声音平静，“最后怎么平息的？”
吴栋梁回忆：“调查组出了报告，程序合规，没有责任。”
“那家属为什么撤了？”
吴栋梁沉默了。
他当然记得。不是因为他们拿出了多么无可辩驳的证据，而是因为——那位粮库主任的家属，从某个渠道得知，如果继续闹下去，他们孩子正在申请的公派留学名额会被取消。
那不是写在纸上的规则，却是所有人都懂的规则。
“老何，”吴栋梁说，“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何胜利的声音依然平静，“明天会上，有人会拿‘程序合规’这张牌打我们。他们会说，田国富在场、特警布控、全程录音录像——这么多措施都拦不住一个人跳楼，说明什么？说明不是办案手段有问题，是这个人早就想死了。”
吴栋梁皱眉：“你想用‘钟方蓄意自杀’来反驳‘专案组逼死人’的指控？”
“不是反驳。”何胜利说，“是举证。钟方选择十八楼那间办公室，选择田国富在场的时间，甚至选择留下那句‘游戏才刚开始’——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结论：他不是被逼死的，他是用自己的死，作为反击我们的武器。”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
这个推论，他们两人私下讨论过，但没有写入正式报告。因为没有证据。或者说，没有能摆上台面的证据。
“老何，”吴栋梁说，“如果明天我把这个推论摆到常委会上，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何胜利说，“会有人说我们污蔑死者，会有人说我们推卸责任，会有更多人相信钟方是‘含冤而死’。”
“那你还让我说？”
“不是让你说。”何胜利的声音很轻，“是让你准备着。如果有人逼到那一步，这是最后的武器。”
吴栋梁握着电话，久久不语。
窗外，暮色四合。长江路上的车灯连成流动的光河，京州的夜晚一如往常。
但他知道，明天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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