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返程的车上,高育良一直沉默地望着窗外连绵的雪山,良久,他才对身边的秘书说:“记下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帕米尔县的情况,必须作为优先解决的典型案例。我们要研究,如何通过集中办学、改善寄宿条件、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等方式,彻底解决边境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
如果说PMR之行让高育良深刻体会到了北疆民生之艰,那么接下来在塔里河流域的调研,则让他直面了北疆生态之殇。
塔里河,这条滋养了古代西域文明、被沿岸各族百姓尊称为“母亲河”的内陆河,如今已是遍体鳞伤。高育良站在河畔,举目望去,触目惊心。宽阔的河床大部分已干涸龟裂,像大地身上一道巨大的、无法愈合的伤口。河水细弱浑浊,完全不见昔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河道两岸,是大片大片枯死的胡杨林。
那些死去的胡杨,树干扭曲,枝桠戟指天空,在夕阳的余晖下,如同一片悲壮的雕塑群,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绿意盎然与如今的绝望死寂。风过处,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母亲河低沉的哭泣。
陪同调研的省林业局局长,一位在林业系统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专家,指着这片惨状,痛心疾首地汇报:“常务,塔里河流域的生态退化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根据史料记载和我们的监测,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片世界上最大的原始胡杨林面积有超过800万亩。但由于上游无序开垦、过度截水用水,中下游来水量急剧减少,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到现在,保存下来的胡杨林面积已经不到200万亩了!而且,地下水位还在持续下降,沙漠化在以每年数米甚至数十米的速度向前推进。”
“生活在下游的百姓怎么办?”高育良眉头紧锁。
“生态难民……”林业局长沉重地吐出一个词,“很多过去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因为草场退化、河流干涸,不得不背井离乡,搬迁到政府设置的安置点。但故土难离啊,常务,而且安置后的生计问题,也是个大难题。”
一位当地的老牧民被请来与书记交流。老人须发皆白,脸上刻满了岁月的风霜。他指着远处一片沙丘说:“那里,我小时候还是水草丰美的牧场,我们可以在河里捉到半米长的大头鱼。现在……全成了沙子了。胡杨活三千年不死,死三千年不倒,倒三千年不朽。可你看,它们现在是真死了,连根都烂了……”
老人的话,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高育良的心上。他深知,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塔里木河的危机,是北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治理塔里木河,刻不容缓!
北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高育良到任不久,还没来得及系统梳理调研所得,一场突如其来的群体性事件,就将他推到了维护稳定的第一线。
事件发生在天山脚下的一个牧业县。毗邻的两个村庄,一个是哈族聚居村,一个是蒙族聚居村,因为夏季草场的放牧权归属问题,历史上就时有摩擦。今年因气候异常,草场长势不好,矛盾骤然激化。先是小范围的口角争执,很快演变成上百人的对峙,双方情绪激动,场面一度失控。
高育良接到报告时,已是深夜。他立即中断了原定行程,连夜赶赴事发地点。一路上,他电话不停,听取各方情况汇报,指示当地干部一定要保持最大克制,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
当他抵达现场时,天色已蒙蒙亮。对峙的人群尚未完全散去,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正在中间竭力维持秩序。高育良没有直接走进冲突中心,而是首先分别听取了两个村庄带头人、乡镇干部、以及当地有威望的老人的陈述。
他听得很仔细,不时提问。他发现,双方争执的焦点看似是草场界限模糊,但深层原因,却远比表面看到的复杂。
在临时召开的现场处置会议上,当地一些干部倾向于采取强力的隔离措施,先平息事态再说。高育良听完汇报,摇了摇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表面上是资源争夺,是历史积怨,但深层原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结果!”
他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区域地图前,用手指着那两个村庄所在的位置:“大家看,这两个村,都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除了传统的畜牧业,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年轻人就业渠道狭窄,收入来源单一。当赖以生存的草场资源因为自然和人为原因变得紧张时,争夺就成了最直接的反应。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把两边的人隔开,各打五十大板,或者简单划一条线,这只是‘扬汤止沸’。矛盾根源不解决,今天压下去了,明天遇到新的诱因,还会爆发出来。”
他环视在场的各级干部,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维稳。‘稳’不是目的,‘和’与‘兴’才是根本。关键是要加快发展,特别是加快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发展,拓宽群众的就业渠道和收入来源,让大家的日子都有奔头,都能看到希望。当人们忙于创造美好生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纠缠于历史的细枝末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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