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省的冬夜，来得格外早，也格外深沉。晚上八点刚过，整个北疆省会乌鲁市已是华灯璀璨，一片流光溢彩。省委大楼这栋饱经风霜的建筑，如同一位沉默的巨人，矗立在城市的中轴线上，俯瞰着脚下的车水马龙与万家灯火。
高育良独自站在办公室宽大的落地窗前，刚刚送走最后一拨汇报工作的干部。办公室里还残留着淡淡的烟茶混合气息，与他此刻内心的澎湃激荡相互交织。从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结业，到受命担任这个面积占国土近六分之一、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边疆省份的常务副省长，不过月余时间。身份的转变，责任的重量，以及眼前这片辽阔土地上承载的复杂与希望，都让他心潮难平。
窗外的灯火，每一盏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有一份悲欢。这绵延至天际的光带，是现代城市的脉搏，但也像一道清晰的界线，线的这边是繁华与喧嚣，线的那边，则是他刚刚走访归来所目睹的、广袤而亟待发展的北疆大地。
他回想起今天下午常委会上，各位委员介绍省情时的凝重表情。北疆，这片美丽与贫困交织、希望与挑战并存的热土：它资源富集，却产业链短、转化能力弱；它景色壮丽，却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压力巨大；它民族多元、文化绚烂，但巩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育良同志，北疆的经济发展任务就交给你了。”中央领导谈话时的嘱托言犹在耳，那不仅是组织的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深吸一口气，北疆干冷的空气透过窗缝渗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他知道，自己面临的，绝非一条坦途，而是一场必须打赢的硬仗。他的战场，不在这个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而在那片广阔天地之间。
高育良上任后的第一把火，烧向了“调查研究”。他没有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而是在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就带着精干的团队，轻车简从，踏遍了北疆全部14个地州市。他的行程表密集得让随行人员都感到吃力，但他始终精神矍铄。他说：“不了解真实的北疆，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脚上沾满多少泥土，心中才能沉淀多少真情。”
他的车队驶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翻越终年积雪的巍峨天山，穿越浩瀚无垠的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走进喧闹的巴扎，与维吾尔族老汉亲切交谈，询问生意如何，生活有无困难；他深入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听企业家们畅谈发展规划，也倾听他们面临的瓶颈与诉求。
然而，最让他内心受到巨大冲击的，是远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的那个边境县——PMR县。
去往PMR县的路，本身就是一场考验。越野车在崎岖颠簸的盘山公路上艰难前行，一侧是壁立千仞的悬崖，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峡谷。经过长达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当车队终于抵达那个坐落于雪山环抱中的小县城时，高育良看到的景象让他心情无比沉重。
时值深秋，高原的阳光虽然明亮，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大部分牧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里，墙壁上裂缝纵横，难以想象他们如何抵御PMR高原严酷的冬天。村里所谓的“路”，是雨雪过后便泥泞不堪的土路。他随机走进一户柯尔克孜族牧民家中，男主人叫库尔班江。屋子里光线昏暗，陈设极其简陋，取暖靠的是一个旧铁皮炉子，烧着干牛粪。家里最值钱的财产，是几头牦牛和一群羊。
“去年收入怎么样？”高育良握着库尔班江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用翻译问道。
库尔班江黝黑的脸上露出憨厚又有些窘迫的笑容，搓着手说：“领导，卖了十只羊，三头牛犊，扣掉成本，剩下不到一万块钱。娃娃在县上读初中，花费大……”
当地县委书记在随后汇报时，语气沉重地提供了更全面的数据：“高书记，我们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牧民年均收入只有八千多元，月收入还不到700元，还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这里基础设施历史欠账太多，很多村子不通硬化路，不通稳定电网。没有像样的产业，年轻人读完书，但凡有点门路的，都不愿意回来，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更让高育良揪心的是教育。他特意去了一所位于山谷深处的村级小学。所谓学校，不过是几间更加破败的土坯房，窗户上钉着塑料布抵御风寒。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挤在一间教室里，由一位年近五旬的老师进行复式教学。孩子们的小脸冻得通红，但眼睛却格外清澈明亮。
“孩子们每天上学要走多远？”高育良问那位坚守了二十多年的老师。
“最近的差不多四五公里，远的要走上十几公里山路。冬天雪深，路上更危险，有些孩子就只能辍学在家。”老师的话语里充满了无奈和心疼。
高育良蹲下身，为一个年纪最小的孩子紧了紧松开的红领巾，摸了摸他冰凉的小手，喉咙有些发紧。他什么也没说，但随行人员都看到，书记的眼角有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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