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政府要发挥作用，”祁同伟接过话头，“扶贫办可以牵头，联合农业部门，帮助当地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同时，我们可以探索建立‘东西部协作产业引导基金’，对参与深度合作的东部企业给予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支持，降低你们的试错成本。”
在祁同伟的“穿针引线”和配套政策支持下，周启明的企业与西部某贫困县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不仅设立了“消费扶贫专柜”，还共同投资建设了杂粮精深加工厂，开发出系列营养食品，打造了“高原阳光”品牌，产品成功打入东部高端市场，带动了数千户农民增收，县财政也增加了税收。周启明感慨：“这才是真正的‘造血式’扶贫，我们企业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
祁同伟及时总结推广此类经验，推动国家层面出台了《关于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指导意见》，重点鼓励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人才支援和市场对接，推动协作关系从“单向援助”向“双向互动、互利共赢”升级，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当绝对贫困即将成为历史，祁同伟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的未来——如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他意识到，脱贫是底线任务，而乡村振兴是更高层次、更全面的发展要求。
杨教授，一位长期研究“三农”问题的资深学者，观点有时略显超前。
祁同伟主动登门拜访杨教授，虚心求教：“杨教授，脱贫攻坚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乡村振兴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您认为，在政策层面，我们该如何平滑过渡，实现有效衔接？”
杨教授欣赏祁同伟的前瞻性，坦诚相告：“同伟司长，衔接不是简单延续扶贫政策，而是要在理念、政策、体制、机制上进行系统调整。比如，扶贫主要是‘补短板’，乡村振兴则要‘扬长处’，要更加注重产业的提质增效、生态环境的保护、乡村文化的传承、治理能力的提升。现有的部分特惠性扶贫政策，需要逐步向普惠性的乡村发展政策过渡。”
深受启发的祁同伟，回到办里后，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专题研究组，自己亲任组长。他们深入研究，提出了衔接的总体思路和重点领域：
产业衔接：推动扶贫产业融入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从“扶贫属性”向“市场竞争力”转变，支持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人才衔接： 将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纳入乡村人才培养体系，注重培养本土人才，同时引导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大学生等返乡创业。
文化衔接:在改善人居环境中注重保留乡村风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振农民精气神。
生态衔接：将生态保护理念贯穿始终，探索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组织衔接： 巩固基层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激发内生动力。
他主持起草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代拟稿），系统提出了过渡期内主要帮扶政策保持稳定并分类优化调整的建议，以及衔接的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这份文件为国家层面进行战略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来时路，祁同伟心中充满感慨。从改革一线的实干，到中央党校的思想淬炼，再到扶贫办的宏观运筹，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国家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他推动建立的动态监测机制、升级的东西部协作模式、扶贫资产管理体系以及关于有效衔接的战略谋划，或许不像修一条路、建一座厂那样立竿见影，但它们如同深埋于地的基石和支撑未来的梁柱，为中国彻底消除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构建起更加稳固、更具韧性的制度框架。
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融入时代的洪流，便能汇聚成改变历史的磅礴力量。望着办公室墙上那幅巨大的中国地图，贫困地区的标记正在逐年减少，他的目光坚定而深邃。这场伟大的战役尚未完全结束，乡村振兴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他将继续以“朝受命、夕饮冰”的事业心，“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感，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继续他擘画长远、立柱架梁的使命与征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为了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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