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的一席话，如同在迷雾中点亮了一盏灯，不仅驱散了祁同伟心头的迷茫，更赋予了他剖析问题、寻找出路的锐利视角。他不再将调研中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现实仅仅视为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是将其看作必须攻克的堡垒和精准施策的靶点。
接下来的日子，祁同伟几乎将自己完全埋在了资料和笔记里。他谢绝了大部分不必要的应酬，利用一切时间，结合高育良传授的“心法”与自己西南之行的所见所闻，开始撰写那份给刘副主任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他决心不仅要反映问题，更要力求深入骨髓，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报告的撰写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再思考、再升华的过程。他没有满足于罗列现象，而是努力探寻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关于教育困境：他不仅描述了“云端小学”的破败和孩子们求学的艰辛，更深入分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他提出，在极端偏远、生源分散的地区，单纯建标准化学校成本效益比过低，是否可以探索“小而优”的教学点模式，配齐核心师资和基本设施，同时大力推广“远程教育”、“送教下乡”和“教师走教”等柔性供给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将教育扶贫与“异地搬迁”、“职业教育培训”联系起来，指出要让孩子们通过教育真正“走出来”，需要一套组合拳，而不仅仅是修缮校舍。
关于因病致贫：他剖析了云岭县那户苗寨家庭的案例，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抵御重大疾病风险方面的保障力度仍然不足，特别是对于贫困户而言，自付部分依然是难以承受之重。他建议，是否可以探索建立“扶贫医疗救助基金”，与医保政策形成互补，对贫困户的大病医疗费用进行二次兜底补偿？同时，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及时转”，从源头上减少因病致贫的风险。
关于产业失败：他没有简单地批评基层盲目跟风，而是分析了产业扶贫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和“技术断层”问题。他提出，产业选择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更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劳动力特点，不能“一刀切”。他建议建立“扶贫产业项目库”和“专家咨询团”机制，加强对项目前期论证和中期技术指导。同时，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模式，让贫困户更好地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而不仅仅是分散单干、自担风险。
关于内生动力：他承认“等靠要”思想的存在，但更强调要探究其成因——往往是长期缺乏机会、屡屡失败导致的绝望感。他提出，扶贫要先“扶志”与“扶智”。一方面，通过宣传脱贫典型、组织参观学习等方式，激发群众改变命运的信心；另一方面，将帮扶政策与群众的参与度、努力程度适度挂钩，比如采用“以奖代补”、“劳动积分”等方式，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争取”，引导形成“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正向激励。
他还特别增加了一个章节，论述 **“基础设施先行”的极端重要性**。结合高育良讲述的山路故事和自己亲眼所见的交通困境，他强烈呼吁，对于类似云岭县这样的深度贫困地区，必须将改善交通、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作为扶贫开发的先导性和基础性工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路不通，财不通；讯不通，智不通。”他写道，“这是打破贫困地区封闭落后、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的‘任督二脉’，必须下决心打通！”
报告初稿完成后，祁同伟没有急于提交，而是反复修改，字斟句酌，确保每一个观点都有扎实的案例支撑，每一条建议都力求具体可行，避免空泛。他甚至模拟刘副主任可能会提出的各种尖锐问题，自己先进行答辩。
当祁同伟将这份凝结了他大量心血和深入思考的、长达数十页的调研报告郑重地放在刘副主任办公桌上时，刘副主任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放这儿吧，我看看。”
几天后，祁同伟被叫到了刘副主任办公室。刘副主任戴着老花镜，报告就摊开在桌上，上面有不少用红笔做的批注。他抬头看了祁同伟一眼，眼神锐利依旧，但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缓和。
“报告我看了。”刘副主任开门见山，“跑了一趟，看来没白跑，眼睛看到东西了，脑子也跟着动了动。”
他指着报告中关于教育资源配置和产业风险防范的部分：“这几处分析，有点意思，抓到点子上去了。不像有些报告，下去转一圈，回来就是‘条件艰苦、需要加大投入’那几句老生常谈。”
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起来：“但是，你提出的这些建议，比如‘扶贫医疗救助基金’、‘产业项目库’，想法是好的，但钱从哪里来？机制怎么建？涉及多少部门协调？你想过没有？不能只提目标，不谈路径！”
祁同伟早有准备，他沉着地回答道：“刘主任，您批评得对。关于资金，我初步考虑，是否可以整合部分现有分散的扶贫资金，同时争取财政专项，或者探索引入社会资本、慈善力量？关于机制，我们可以先选择个别极度贫困县做试点，摸索经验，再逐步推广。涉及部门协调，确实是个难题，这需要办里加强统筹，甚至需要更高层面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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