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们一行人，在天色将晚未晚之际，踏上了那条通往村小的山路。”高育良的描述让祁同伟身临其境，“那确实不能称之为路，很多地方就是在山崖上凿出的仅容一人通过的便道，碎石嶙峋，旁边就是几十米深的沟壑。空手走都气喘吁吁，心惊胆战。我无法想象，那些年纪小小的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是如何背着书包，在这条路上往返的。他们中很多人的家，甚至比学校更远、更偏僻。”
“当我们终于走到那座位于山坳里的、几乎与世隔绝的村小时，看到的景象更是让人心酸。几间低矮的土坯房，窗户用塑料布蒙着，桌椅破旧不堪。唯一的老师是一位佝偻着背的老先生，他告诉我们，学校只有他一个老师，负责所有年级的所有课程。孩子们中午就着咸菜吃从家里带来的冷饭，冬天教室里四面漏风，冻得小手通红……”
“那位老教师拉着我的手，没有抱怨路难走，没有抱怨条件苦，他只是反复说着一句话：‘领导，娃们能读书，就有希望，就有走出大山的希望啊！’”
高育良讲述到这里，停顿了很长时间，电话里只有轻微的电流声。祁同伟也没有催促，他完全沉浸在了老师所描绘的场景里，那条危险的山路，那座破败的学校，那位坚守的老师，那些渴望读书的孩子……与他刚刚在云岭县的见闻何其相似！
“同伟，”高育良的声音再次响起，变得更加语重心长，“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你几点。”
“第一，不要被汇报材料和精心安排的路线蒙蔽了双眼。 基层迎接检查，有其固有的逻辑和套路，往往会下意识地把最好的一面，或者至少是把‘安全’‘可控’的一面展示给你。而真正的贫困，最尖锐的矛盾，往往就藏在那些他们不想让你去、觉得‘不方便’‘有危险’的地方。作为决策者，必须有穿透这层‘滤镜’的洞察力和坚持到底的决心。”
“第二，要深刻理解‘路径依赖’和‘习惯性贫困’的可怕。那位县扶贫办主任的劝阻，孩子们‘习惯了’的艰难，都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问题。当贫困成为一种世代相传的生活状态，当艰难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日常，改变就会变得异常困难。这不仅仅是物质投入的问题，更是如何打破这种固化的认知和行为模式，重新点燃内生动力的过程。”
“第三，政策的精准性来源于对极端情况的真切体察。 我们制定政策，往往考虑的是普遍情况、平均水平。但如果你不了解在最困难、最极端的情况下，政策是如何失效或者难以落地的，那么你的政策就可能存在盲区，就可能永远无法真正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走了那条山路，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要致富先修路’对于这些地方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第四，保持心灵的敏感与共情。 对贫困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数据和报告上，必须保持对具体的人、具体的苦难的敏感和共情。那位老教师的话，‘娃们能读书，就有希望’，这种最朴素的信念，恰恰是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忘记了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就可能迷失方向，沦为冰冷的数字游戏。”
高育良最后总结道：“同伟，你现在遇到的困惑，是每个真正想干点实事的扶贫干部都会经历的阶段。从宏观蓝图到微观困境，这个落差确实很大。但这不是坏事，这正是你深入理解我国国情、锤炼群众工作能力、提升政策制定水平的必经之路。不要怕看到问题，问题恰恰指明了努力的方向。把你看到的、思考的，尤其是那些‘不符合预想’的地方，好好梳理，找准关键环节，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扶贫这场硬仗，需要的就是你这种既有理想情怀，又能直面现实、脚踏实地的干部。”
放下电话，窗外已是夜色深沉。祁同伟坐在书桌前，久久不语。高育良的故事和点拨，如同在他迷茫的心湖中投下了一颗定心石，激荡起层层涟漪。他明白了，调研中感受到的无力感，并非意味着工作的无效，而是标志着他对扶贫工作的认知开始从表层走向深层。
他重新翻开那本厚厚的调研笔记，目光变得更加坚定。那些曾经让他感到沉重和困惑的案例，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个等待破解的谜题。他知道，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将高老师传授的这份“心法”，与自己的实地见闻相结合，去撰写一份不仅反映问题，更能触及根源、提出真知灼见的调研报告，为他接下来的扶贫生涯，打下第一个坚实的桩基。山路虽险，心路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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