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元旦假期余温尚未散尽,一股来自东南亚的金融寒潮便已悄然跨海而来,其凛冽之势远超许多人的预期。祁同伟刚回到榕城副市长办公室,还没来得及消化完积压的文件,危机的阴影便已笼罩下来。
最先传来坏消息的是尾马区。招商局长拿着几份传真,急匆匆地敲开了祁同伟的门,脸色凝重:
“祁市长,情况不太妙!刚接到几家主要外资和港资企业的通知。南洋纺织那边,他们总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资金链紧张,原定本月初到位的新设备采购尾款和二期技改资金,暂时冻结了,具体到位时间……待定。”
“还有两家为BYD和康奈可配套的台资电子企业,也表示受订单减少影响,要暂缓在榕城的扩建计划。”
“最麻烦的是,我们刚刚谈妥、准备签约的一家狮城物流仓储项目,对方直接发来了暂停投资的通知函。”
坏消息接踵而至。祁同伟的心沉了下去。他立刻意识到,这已不是个别企业的困难,而是一场可能波及全局的系统性风险。他抓起电话,分别打给常务副市长何国栋和市长钱卫国的秘书,请求紧急召开市长办公会。
半小时后,小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市长钱卫国面色严峻,常务副市长何国栋不停地抽着烟,孙连城坐在靠后的位置,笔记本已经打开。计委、外经贸委、财政局、人民银行榕城支行等关键部门的负责人也悉数到场,气氛压抑。
“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钱卫国开门见山,声音低沉,“金融风暴的影响,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要猛。直接冲击我们的外资、外贸,间接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活力。今天这个会,不做形势报告,只研究一件事:怎么办?”
计委主任率先发言,语调悲观:“市长,各位领导,根据我们初步研判,这次危机深度和广度都很大,南洋是我们重要的出口市场和外资来源地。预计今年我市出口增速将大幅回落,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利用外资形势更加严峻。这对我们正在推进的国企改革,尤其是依赖外部市场和资金的企业,将是致命打击。我建议……有些改革步伐是否可以考虑适当放缓,以求稳为主?”
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会议室里一阵窃窃私语。
“放缓?怎么放缓?”常务副市长何国栋掐灭了烟头,语气带着不满,“国企改革到了攻坚期,就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纺织厂刚有点起色,其他厂子正看着呢!现在放缓,军心涣散,前功尽弃!那些等着改制的职工怎么办?矛盾只会积累得更深!”
财政局长忧心忡忡地接口:“何市长,不是我们想放缓。关键是钱!外资投入减缓甚至停滞,出口下滑影响税收,我们本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刚才计委的预测如果成真,今年财政缺口可能会很大。之前通过的养老补贴、廉租房项目,还有国企改革需要的安置资金、支持资金,从哪里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矛盾清晰地摆在了桌面上:外部环境恶化,内部改革和民生项目又急需资金支持,进退维谷。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尚未发言的祁同伟。他分管工业、改革,又是高新区的奠基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
祁同伟深吸一口气,他知道此刻自己的发言需要极大的定力和清晰的思路。他没有直接反驳任何一方,而是冷静地分析道:
“钱市长,何市长,各位同志。危机确实来了,而且很严重。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我认为,危机中既有‘危’,也有‘机’。”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困难,但不能被困难吓倒,更不能轻易改变既定的改革方向。改革一旦停滞甚至倒退,积累的矛盾会更难解决。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调整我们的策略和步伐,适应新的形势。”
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思路:
“第一,保重点,稳预期。外资方面,集中力量服务好已经落地的BYD、康奈可等龙头企业,帮助他们克服暂时的困难,确保他们能在榕城扎下根。同时,主动联系那些暂缓投资的企业,保持沟通,了解他们的实际困难,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传递我们榕城长期合作的信心和决心。要让他们知道,风暴总会过去,榕城的优势和我们的诚意不变。”
“第二,练内功,降成本。外部市场萎缩,正好倒逼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正在进行改制的国企,把精力更多转向内部管理提升、成本控制、技术改造上。南洋纺织资金暂缓,未必全是坏事。孙连城主任,”他看向孙连城,“你们改革办要指导白鹭纺织,趁这个机会,深挖内部潜力,优化生产流程,降低物耗能耗,提升产品竞争力。要把这次危机当成一次‘压力测试’和‘强制升级’的机会。”
“第三,拓市场,寻出路。东南亚市场受阻,我们要千方百计开拓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请外经贸委、商业局牵头,组织我们的企业积极参加广交会以及国内的各种展销会,利用我们毗邻长三角、珠三角的区位优势,打开内销渠道。同时,要密切关注国家可能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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