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增加多少？有具体数据吗？”林峰问。
“这个……他们说商业机密。”
“那就请他们提供不涉密的估算数据。如果没有，这个理由不成立。”林峰翻看材料，“但我要问的是——三家新增机构为什么能接受成本？他们的业务模式有什么不同？”
副局长语塞。林峰继续：“我看了这三家的资料，都是深耕细分领域——一家做绿色金融，一家做科创企业服务，一家做跨境贸易结算。他们的盈利不靠监管套利，而是靠专业服务。这才是金融开放该引进的机构。”
深圳代表接着汇报：“前海跨境数据流动‘白名单’制度运行良好，但企业反映审批流程还是太长。我们建议下放部分审批权限到地方。”
“可以研究。”林峰点头，“但下放不是放任。要建立配套的监管系统，实现‘放得开、管得住’。深圳是科技高地，能不能开发一套智能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提高效率、防范风险。”
“这个……我们试试。”
轮到浙江时，气氛更微妙。代表是s金融办副主任，说话带着江南口音：“林主任，我们省民营企业多，融资难是老问题。金融改革后，银行风控更严了，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反而更难贷款。”
“所以你们就搞了‘创新’？”林峰调出一份文件，“这份《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基金设立方案》，准备用财政资金给企业做担保，撬动银行贷款。想法是好的，但基金运作方案里，风险控制措施太薄弱。一旦企业大面积违约，财政兜得住吗？”
副主任额头冒汗：“我们测算过风险……”
“测算建立在企业还款能力正常的基础上。”林峰严肃地说，“但你们扶持的这些企业，很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用财政资金为落后产能续命，这是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改革要制造的新问题。”
会议开了三个小时。结束时，不少人神色凝重。林峰最后总结：“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能皆大欢喜。试点就是要暴露问题、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会带队下去实地检查，希望各地把真实情况摆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
散会后，林峰刚回办公室，李锐的电话来了：“疯子，有紧急情况。环球能源在河北、山西、内蒙古同时启动三个新能源项目，总投资五百亿。但他们的技术方案有问题——核心设备全部进口，关键技术对中国封锁。”
“项目批了吗？”
“地方已经批了，正在走备案程序。按照权限，投资额超过一百亿的需要国家发改委备案。材料今天刚报上来。”
林峰眼神转冷：“卡住。通知项目司，这三个项目暂缓备案，我要亲自审查。”
“但地方压力很大——这三个都是贫困地区，项目能带来税收和就业。环球能源很聪明，专挑需要发展的地方下手。”
“越是需要发展，越不能饮鸩止渴。”林峰斩钉截铁，“没有技术转让、没有本地化生产、关键技术还对我们封锁，这样的项目就是新时代的‘市场换技术’陷阱。二十年前的汽车产业教训，不能再重演。”
挂了电话，林峰立即召集能源局、高技术司、外资司负责人开会。下午两点，紧急会议开始。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林峰开门见山，“环球能源这三个项目，表面上是新能源投资，实质是要抢占zguo新能源市场，同时封锁关键技术。我们的态度很明确——没有技术转让，就不能给市场。”
能源局局长皱眉：“林主任，现在国际舆论压力大，说我们‘用市场换技术’是保护主义。这三个项目如果否决，恐怕又会引发争议。”
“那就把道理讲清楚。”林峰调出技术分析报告，“大家看——他们的风机核心控制系统、光伏逆变器芯片、储能电池管理系统，全部是‘黑箱’操作，对zguo技术人员封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旦设备出问题，我们必须等外国工程师来修；意味着我们无法掌握核心技术，永远受制于人。”
高技术司司长补充：“我们调研过国内新能源企业，他们不是不能造这些设备，是缺乏市场机会。如果把这些市场让给外资，国内企业就更难成长了。”
“所以要做个方案。”林峰在白板上写，“第一，这三个项目可以批，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核心技术转让、本地化生产比例不低于百分之六十、建立联合研发中心。第二，同步推出对国内新能源企业的扶持政策，政府采购优先国产设备。第三，加强新能源技术标准制定，用标准引导产业升级。”
“如果环球能源不同意呢？”外资司司长问。
“那就让他们去找同意的地方。”林峰毫不退让，“中国需要外资，但不需要那种只想要市场、不给技术的‘伪外资’。这个原则，必须坚持。”
会议形成决议。散会后，林峰刚准备批阅文件，一个陌生号码打进他手机。接起来，是个略显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林峰同志，我是李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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