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们边走边看，边看边问。山西大同的代表拉着王大力：“你们这个转型，投资多少？多长时间见效？”
“总投资八个亿，三年回本。”王大力对答如流，“关键是解决就业——光伏电站要一百五十人，温泉酒店要二百人，物流中心要一百人。我们矿原来三千人，现在全部安置了，还从周边招了三百人。”
“钱从哪里来？”
“国家转型基金投了三个亿，省里配套两个亿，企业自筹一个亿，银行贷款两个亿。”王大力说，“最关键的是要有好项目，能赚钱，银行才愿意贷。”
参观持续到傍晚。回到酒店时，很多代表还沉浸在兴奋中，三三两两讨论着怎么把经验带回去。
晚上七点，林峰正在房间准备明天的会议材料，敲门声响起。开门一看，是周为民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中科院院士、能源专家吴老。
“林峰，吴老想跟你聊聊。”周为民介绍。
吴老八十多岁，精神矍铄，是国内能源领域的泰斗。他握着林峰的手：“小伙子，今天我看了，很受触动。我搞了一辈子能源研究，总在实验室里算数据，今天第一次看到，数据背后的活生生的人。”
“吴老过奖了，我们做得还不够。”
“不，你们做得很好了。”吴老坐下，“但我想提醒你，转型的路还很长。今天看的都是成功案例，但全国一百多个资源型城市，条件千差万别。有的地方资源枯竭了，但没替代产业；有的地方有产业，但没人才；有的地方有人才，但没资金。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尖锐。林峰认真回答：“吴老说得对。所以我们提出了‘一城一策’——每个城市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转型方案。国家转型基金分三档：条件最差的重点扶持，条件一般的有力引导，条件较好的政策支持。”
他调出电脑上的规划图：“比如东北老工业基地，重点发展高端制造和现代农业；山西煤炭产区，重点搞煤化工和新能源；内蒙古草原地区，重点发展生态旅游和清洁能源。不能一刀切，要精准施策。”
吴老频频点头：“思路对头。但还有一个问题——技术。很多传统产业工人，转岗学新技术，难度很大。你们怎么解决？”
“我们搞‘订单式培训’。”林峰解释，“企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培训什么。培训合格直接上岗。比如光伏电站需要运维工，我们就培训三个月，结业就录用。这样工人有动力，企业也放心。”
“好！这个好！”吴老拍手，“林峰啊，我有个想法——我们中科院能源所，想和你们合作，搞个‘转型技术实验室’，专门研究资源型地区转型中的技术难题。你支持不支持？”
“当然支持！”林峰眼睛一亮，“吴老，我们求之不得！”
三人一直聊到深夜。吴老临走时，从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这是我主编的《中国能源转型路径研究》，送给你。里面有我的一些思考，希望对你有用。”
送走两位老人，林峰翻开书。扉页上，吴老用苍劲的笔迹写着：“为生民立命，为能源开新路。与林峰同志共勉。”
林峰眼眶发热。他知道，这条路不是他一个人在走。
第二天上午，大会进入实质性阶段——讨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三年行动计划》。这份由林峰牵头起草的计划，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到2025年，资源型地区新增绿色就业岗位五百万个，单位GDP能耗下降百分之十八，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提高百分之十五。
讨论很激烈。东部沿海城市的代表担心转型成本太高；西部资源富集区的代表担心转型太快影响经济；老工业基地的代表担心工人安置问题。
林峰耐心倾听，逐一回应：“转型肯定要成本，但不转型成本更高——环境治理成本、社会稳定成本、未来发展机会成本，这些账要算长远。”
他调出数据：“我们测算过，如果现在不转型，五年后治理污染的成本将是转型投入的三倍。而且，转型不是只投入不产出——新能源、新材料、新旅游，这些都是新增长点。山西一个光伏电站，三年就能收回投资，之后二十年都是净收益。”
有代表问：“工人安置的钱从哪里来？”
“三个渠道。”林峰早有准备，“第一，国家转型基金设立专项安置资金；第二，企业按规定提取职工安置费；第三，地方政府配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新岗位，让工人有活干，不是光给钱。”
讨论从上午持续到下午。最终，计划获得原则性通过。闭幕式上，周为民主任宣布：“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启动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三年行动。国家转型发展基金首期一千亿已经到位，重点支持一百个示范项目。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第一批成果！”
掌声中，大会圆满结束。代表们陆续离场时，很多人特意过来和林峰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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