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地下车库的柱子后面,盯着那辆灰色轿车。副驾驶座上的手机还在亮着,屏幕显示命令行界面,信号未断。我掏出手机打给安保组:“B1东区封锁,别惊动车主,调最近三小时进出记录,我要知道这车是谁的。”
挂了电话,我转身就走。现在不是抓人的最佳时机。对方既然敢留设备,肯定有后手。我得先确保公司内部安全,再谈其他。
回到办公室,我让技术部把东门停车场的Wi-Fi监听权限升到最高级,任何伪装热点自动上报。做完这些,我看了一眼时间,九点四十二分。和律师约的是十点,地点在律所三楼会议室。
我换了件衬衫,带上装有全部证据的加密硬盘出门。
到了律所,周律师已经在等我。他身后坐着两个助理,桌上摆着三份文件夹,封面上写着“诉宏达集团侵害商业秘密案”。
“材料都齐了。”周律师说,“我们刚做完最后一遍核对。王宇的笔录、境外服务器跳转路径、资金流向审计报告、林博士的技术分析,全部符合立案标准。”
我坐下,翻开其中一份。“他们刚才又来了一次。”
“谁?”
“宏达的人。”我说,“不是黑客,是正经派了个商务顾问,想谈和解。”
周律师抬头:“人呢?”
“就在楼下咖啡厅坐着。说要见我一面,五分钟就行。”
我没动。他们以为我会见风使舵。以为事情闹大了,赔点钱就能翻篇。可我不是为了钱才走到这一步的。
十分钟后,那位商务顾问上了楼。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李总,打扰了。”他说,“我是宏达集团的商务顾问张明远。今天冒昧来访,是受公司高层委托,希望能和您当面沟通一下近期的一些误会。”
我没请他坐。
他也不尴尬,继续说:“我们注意到贵方向法院提交起诉材料的动作已经启动。在此,我代表宏达提出一个建议:愿意支付贵方实际损失的三倍金额作为赔偿,并签署永久性竞争行为承诺书,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条件只有一个——撤回诉讼。”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我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份文件递给他。“这是我们的起诉书草案。第一页写了七项指控。第一条,策反我方员工窃取核心数据;第二条,通过第三方公司植入硬件后门;第三条,发起定向网络攻击,试图瘫痪我方系统;第四条,利用境外IP进行数据中转;第五条,伪造访客身份多次潜入我方办公区域;第六条,资金链与非法服务器运营方存在直接关联;第七条,以上行为均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所指的侵犯商业秘密罪。”
我看着他:“你说的‘误会’,是指哪一条?”
他笑容有点僵。
“李总,”他说,“企业之间竞争难免有过激行为。但我们始终尊重市场规则。这次如果真有越界的地方,我们可以道歉,可以赔偿。没必要走到法庭上,伤了和气。”
“你们早就越界了。”我说,“王宇被抓那天,我就说过,这不是生意问题,是底线问题。你们派人进我公司偷东西,还指望我握手言和?”
他还要开口。
我直接拨通周律师的手机:“按计划,十一点前把所有材料送到市中院立案庭。”
电话那头传来确认声。
张明远脸色变了:“李哲!你知道这一告上去,双方都要付出多大代价吗?舆论、股价、融资……”
“那是你们该考虑的事。”我站起身,“从你们决定动手那一刻起,就该想到会有今天。我不接受和解。我要你们在法庭上,一条一条地解释,怎么偷的,怎么花的钱,谁下的命令。”
他没再说话,收起文件转身离开。
门关上后,周律师问我:“真不打算留余地?”
“留余地?”我冷笑,“上周他们在停车场放U盘,上个月买通维修工插设备,昨天又用移动热点连内网。他们什么时候给我留过余地?”
“好。”周律师点头,“那我们就把官司打到底。”
我们出发去法院时,天已经开始阴下来。
到了立案大厅,工作人员接过材料开始逐项检查。第一份是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出具的数据溯源认证,盖着红章。第二份是银行提供的资金流向图,显示宏达投资方账户向荷兰某服务器托管公司连续三个月转账。第三份是王宇的供述视频文字版,签字按手印。第四份是林博士团队制作的攻击路径还原模型,附带原始日志包。
一项一项过。
工作人员抬头:“你们这个案子涉及跨境电子证据,按规定需要提供公证翻译件。”
周律师早有准备,从文件夹里抽出另一叠纸:“已在本市公证处完成双语公证,这是副本。”
对方翻了翻,点头:“材料齐全。”
电脑屏幕上跳出案件编号:(2024)京01民初字第87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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