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出地下车库的时候，天刚亮。手机还在响，是行政主管发来的行程确认。江城、临安、广南，三个城市，三天跑完。
我没回消息，直接上了车。调研团队已经在高速口等我，十个人，两辆车，没人说话，但气氛很紧。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不就是几个合作方撤资吗？可我心里清楚，问题不在钱，在人。
第一站是江城。烂尾楼项目在城西，围墙上贴满了“还我血汗钱”的红纸条。车子停远点，我们步行过去。门口坐着一群老人，有男有女，都六十上下，裹着旧棉衣，手里拎着保温杯。
我走过去，蹲下，问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您在这等几年了？”
他抬头看我一眼，没防备：“八年零四个月。”声音不大，但字字清楚，“合同签了八次延期协议，最后一次说今年六月交房，结果开发商跑了。”
旁边一个老太太接话：“上个月我还去售楼处问，销售小姑娘说‘公司资金链紧张’，我说那我的房子呢？她哭了。”
我掏出本子记下这句话。团队的人也开始分散记录。有人拍照片，有人录视频，还有人跟业主聊天。
中午吃饭时，陈分析师打来电话：“最新数据显示，江城法拍房数量又涨了百分之十五。”
我说：“别念数据了，你要是亲眼看看这些人的眼神，就不会问这算不算危机。”
第二站是临安。高端楼盘，名字叫“云湖壹号”。宣传册上写着“湖景大宅，私享人生”，可现场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
我们进去时，两个销售员坐在沙盘前玩手机。看到我们，勉强站起来招呼。我假装客户，问价格。
“均价三万八，现在买送车位。”男销售说。
“能便宜点吗？”
他犹豫了一下：“如果你全款……我们可以申请内部折扣。”
我说：“最近卖得怎么样？”
他苦笑：“上个月就签了一单，还是老客户介绍的。现在大家都不急着买房了，怕买了就跌。”
我问他：“你觉得会跌吗？”
他压低声音：“不是我觉得，是所有人都觉得。现在不是买不买的问题，是敢不敢买的问题。”
这句话我让团队重点记下来。出门时我看了一眼沙盘，模型里的灯几乎全灭了，只剩几盏闪着红光，像坏掉的眼睛。
第三站是广南。比前两个更糟。一家本地房企总部楼下贴着公告：“全体员工自愿降薪百分之三十，共渡难关。”玻璃门半开着，里面乱七八糟堆着文件盒。
我们没进大楼，就在对面咖啡馆观察。下午三点，一辆面包车开过来，几个人从财务室搬出成箱的账本和硬盘，塞进车里。
我打电话给助理：“查一下这家公司的贷款情况。”
他说：“已经查了，三家银行正在抽贷，上周被冻结两个账户。”
晚上九点，我们回到酒店。所有人集中开会。投影仪打开，屏幕上依次放出三地的照片：江城业主围坐、临安空荡的售楼处、广南搬离的办公室。
有人提出疑问：“这些是个例吧？全国那么多城市，不能因为三个地方就下结论。”
我说：“这三个地方不是最差的，是最典型的。它们代表的是同一种情绪——害怕。”
没人再说话。
陈分析师接入视频会议，调出更新后的模型。三城平均去化周期31个月，最高40个月；新房退订率普遍超过40%，个别项目达到65%；土地流拍数环比增长22%。
“这不是市场调整。”他说，“这是信心崩塌。”
报告定稿标题是《关于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紧急预警》。建议立即启动资产结构调整预案，优先保障现金流，暂停一切非核心投资。
飞机降落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我在舷窗看见城市的灯火，一层一层亮起来。可我知道，有些光正在熄灭。
车上，我先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财务总监：“抗压测试报告周五必须交齐。我要知道每个板块能撑多久。”
第二个打给法务主管：“准备一份紧急资产处置法律预案。所有对外合作合同，重新评估履约风险。”
手机不断震动。合作企业的负责人一个个发消息来问情况。有问要不要推迟项目进度的，有问能不能延期付款的，还有一个直接说：“李总，我们可能撑不过这个季度。”
我没一一回复，只回了一句：“都在。”
到公司时天已全黑。办公室没人，灯是暗的。我刷卡进门，按下开关，顶灯亮起。
桌面上整整齐齐放着三份打印好的调研报告，封面上盖着“绝密”章。旁边是我的笔记本，翻开的那页写着一句话：“购买力消失的本质，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被击穿。”
我想起那个江城大爷说的话：“我不敢再信合同了。”
我坐下来，打开电脑。邮箱里躺着十几封未读邮件，全是各地合作方的问询。我点开其中一封，正要回复，手指停在键盘上。
然后我拉开抽屉。最里面有个牛皮纸袋，边角已经磨损。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
袋子没封口。我轻轻一抖，一张泛黄的纸条滑了出来。
上面是我年轻时写的字：
“今借周建国人民币五万元整，一年内归还。”
背面有一行别人写的字：
“等你站稳了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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