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盯着“样品做好了”这六个字发愣。指尖刚要打字回复，秘书敲门进来，脸色有点紧。
“李总，社区那边反应挺大，说咱们的文创园区方案没尊重老城区的整体风格。”
我没动，等她说下去。
“东车间不能拆的事，已经有人在业主群里拉横幅了。还有几个退休的老工人联名写了信，交到了街道办。市规划局也打电话来，问我们有没有做公众咨询。”
我放下手机，打开电脑里的设计方案。林悦做的初稿确实大胆——红砖厂房保留外壳，内部改成纯白展厅，连廊用玻璃悬空连接。当时觉得很有反差感，现在看，可能真有点太突兀。
“把意见反馈汇总再发我一份。”我说。
五分钟后邮件到了。翻到第三页，一条加粗标红的意见跳出来：“改造不是涂脂抹粉！八十年代我们抡铁锤盖起来的房子，凭什么让你们刷成美术馆？”
署名是“红星机械厂原装配车间职工代表”。
我又点开另一条，来自本地大学建筑系教授：“工业遗产的核心是历史真实性。外立面贴瓷砖、加玻璃盒子，属于破坏性更新，请慎重考虑。”
评论区清一色支持。
小王这时候冲进来，“老板，论坛炸了！标题全是‘资本圈地新套路’‘假装助农，实则洗地’，转发量快破万了。”
我合上电脑，“准备会议室，明天上午九点开听证会。请街道办协调市民代表，再把两位评审专家也请来。名单你去定，但必须有老住户、年轻家长，还有当年建厂的老师傅。”
小王愣了下，“您真要当面听骂？”
“不听怎么知道他们在气什么？”
第二天八点半，会议室坐满了人。长桌一边是推选出来的五位市民代表，另一边是我和项目组三人。墙上投影着园区设计图，角落放着录音笔。
第一位发言的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花白头发，穿旧工装。
“我叫赵卫国，七九年进厂，在东车间干了三十年。你们说要拆墙改结构，那是我们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现在人还没走，就要把家底刨了？”
没人接话。
第二位是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来的。“我不是反对改造，但我住对面小区。以后搞艺术展，晚上灯光打过来，音乐响到半夜，孩子学习怎么办？”
她话音刚落，旁边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开口：“我是市城规院的陈明远，参与过前期评审。当时方案还没这么激进。现在这个极简白盒子造型，跟周边民居完全不搭。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城市肌理的延续性？”
我低头记笔记，一条都没漏。
“还有安全问题。”另一个老头接过话筒，“老厂房电线老化，承重也不行。你们加那么多玻璃，万一塌了砸到人？”
一条接一条，像下雨时屋檐滴水，不停歇。
中间休息时，小王低声问我：“要不要解释一下保留主体结构的部分？”
我摇头，“先让他们说完。”
下半场开始，那位赵师傅又站起来，声音有点抖。
“我知道厂子不行了，也知道要发展。可我们这些老家伙，一辈子就这点念想。你们年轻人动不动说‘升级’‘转型’，能不能也想想，我们的尊严放哪儿？”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我起身走到投影前，指着东车间的位置。
“这个车间不会拆，墙体全部保留。内部不做大改动，只加固结构。我们计划把它做成‘工人记忆馆’，展出各位当年的工作照、工具、奖状。如果可以，希望每位老工人都能录一段口述史。”
有人抬头看我。
“灯光和噪音问题，我们会设定运营时间，晚上八点后关闭所有外部光源和音响设备。展览内容每月轮换，不做商业演出。”
我又转向专家，“陈老师说得对，风格冲突确实存在。我们马上调整外立面处理方式，减少玻璃面积，改用耐候钢与红砖拼接，更贴近原有质感。”
没人鼓掌，但气氛松了一点。
最后一位老太太站起来，她是退休教师。
“我不懂什么设计不设计。我就问一句：这地方改完之后，还能让我们这些老邻居走进去吗？不是当游客，是像回家一样？”
我说：“能。而且以后每年厂庆日，我们都办‘老员工返厂日’。车票报销，午饭管够。”
会议结束时，天已经黑了。
我抱着一叠意见记录回到办公室，放在桌上。设计图摊开，我用红笔把“东车间”三个字圈起来，又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
真正的文创，不该是外来植入，而应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
手机在这时候响了。
是王师傅。
“李哲，你上次给的视频我看了。张建国老师傅修那台老铣床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爸。他临走前还在画漆器底胎的线。”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你说的合作，我想认真谈。但有个条件——做的东西，得能让普通人用得起，不是摆在展柜里当摆设。”
好。
我回了一个字。
然后打开新文档，新建文件夹命名为“非遗工坊可行性方案”。
光标闪了两下，我输入第一句话：
“产品定位——日常可用的传统工艺。”
键盘敲到第三个字时，楼下传来脚步声。
门被推开，林悦拎着背包走进来，头发乱了半边。
“刚从现场回来。”她说，“居民提的意见我都拍下来了。还有一件事——东车间后面的小仓库，地上刻着一九八三年建厂时的签名，被水泥盖住一半了。”
我抬头。
“要挖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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