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心堂的故事
光绪二十七年，京西琉璃厂的雨下得绵密，沈砚之背着半箱旧书，在“素心堂”的木匾下收住脚步。匾上三个字是祖父沈敬之亲笔所书，墨色已淡，却仍透着几分筋骨。他推开门，霉味混着纸香扑面而来，正堂八仙桌上，那只传了三代的青花缠枝莲笔筒，还摆在祖父当年伏案校书的位置。
“少爷，您可算回来了。”老管家福伯迎上来，手里的铜钥匙串叮当作响，“自打老爷去年去了，这铺子就没开过门，账房先生说，连下月的房租都凑不齐了。”沈砚之点点头，目光扫过墙上挂着的《朱子家训》拓片，那是祖父教他识字时，一笔一划描给她的。
沈家世居京城，以校勘古籍、刊刻善本为业。祖父沈敬之是同治年间的举人，却不恋官场，守着这间素心堂，一辈子只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事。光绪二十二年，内务府曾遣人来请，要沈敬之去宫中整理秘藏典籍，许以五品顶戴，祖父却婉拒了：“我沈家世代以书为业，安于布衣，不敢叨扰天恩。”
可如今，素心堂是真的撑不下去了。沈砚之打开账册，密密麻麻的赤字刺得眼疼——祖父晚年印《十三经注疏》，为求善本，亲赴江南寻访，耗了三年心力，却遇上庚子之乱，书版毁了大半，家底也赔了进去。
第二日清晨，沈砚之将素心堂的门板一块块卸下，阳光照进昏暗的屋子，尘埃在光柱里浮动。他把祖父留下的善本摆上书架，最上层是那套南宋刻本《论语》，边角已有些磨损，却仍是沈家的镇店之宝。“今日只展不卖，若有客来，便说我沈砚之，想与诸位论书品字。”他对福伯说。
一上午过去，只有几个老主顾探头进来，见没什么新货，又摇摇头走了。临近午时，一个穿藏青色长衫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卷书，目光径直落在那套南宋《论语》上。“这册《论语》，可是嘉定年间浙东庾司刻本？”那人声音温润，沈砚之抬头，见对方眉眼清俊，颌下留着短须，倒有几分儒者气度。
“先生好眼力。”沈砚之躬身，“此本正是嘉定九年刻本，只是卷三缺一叶，祖父寻了二十年，也没找到补配的善本。”那人闻言，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打开竟是一叶泛黄的纸页：“我这恰好有一叶，是早年在苏州书市淘来的，或许能配上。”
沈砚之接过纸页，指尖微微颤抖——纸页上的字迹与刻本如出一辙，连墨色深浅都分毫不差。“先生此举，真是雪中送炭。”他拱手道谢，那人却摆摆手：“我姓周，名景行，是通州书院的山长，久闻素心堂校书严谨，今日特来拜访。”
两人对坐论书，从《论语》的版本异同，聊到祖父当年校勘的趣事，不知不觉已过了酉时。周景行临走时，留下二十两银子：“我书院想刻一套《昌黎先生文集》，听闻素心堂刻工精良，若沈掌柜愿意接，这便是定金。”沈砚之望着桌上的银子，眼眶发热——这不仅是一笔生意，更是素心堂的转机。
刻书的日子是辛苦的。沈砚之亲自选纸，从江西运来连四纸，又去涿州请来最好的刻工。每日天不亮，他就到铺子后院的刻书作坊，看着工匠们将文字刻在梨木板上，一笔一划都不敢怠慢。福伯劝他：“少爷，如今市面上的书，多是粗制滥造，咱们何必这么较真？”沈砚之却指着祖父留下的刻书章程：“祖父说，刻书如做人，一笔不可苟且，否则便是欺世盗名。”
可麻烦还是来了。两个月后，琉璃厂另一家书坊“宝文斋”的掌柜王怀安找上门来，手里拿着一本素心堂刻的《昌黎文集》样书：“沈掌柜，你这书卖二两银子一本，可我宝文斋只卖五钱，你这么做，是要断了同行的活路啊。”沈砚之平静地说：“王掌柜，我这书用的是连四纸，刻工是十年以上的老手，成本本就比寻常书高，若一味压价，只会让好书越来越少。”王怀安冷笑一声：“你祖父当年就是太死心眼，才把家底赔光，我看你这素心堂，迟早要败在你手里。”
王怀安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沈砚之心里。当晚，他翻出祖父的日记，其中一页写着：“道光二十五年，岁次乙巳，刻《孟子集注》成。时京中书坊多刻伪本，以次充好，吾独守善本，虽利薄，然心安。”沈砚之摩挲着泛黄的纸页，忽然明白，祖父守的不是素心堂，而是“不欺世、不欺心”的素志。
没过多久，通州书院派人来取书，周景行亲自随行。他翻开《昌黎文集》，见字口清晰，墨色均匀，不禁赞叹：“沈掌柜，这书刻得比江南书坊还要好，难怪我书院的先生们都赞不绝口。”临走时，周景行又带来一个消息：“天津的学海堂也想刻书，我已把你推荐给他们，过几日他们便会来与你商议。”
日子渐渐有了起色，素心堂的名声也慢慢传开。有人劝沈砚之扩大生意，开几家分号，他却摇摇头：“素心堂就该守着这一方小天地，把书刻好，把人做好，便够了。”他依旧每日清晨开门，傍晚关门，闲暇时就整理祖父留下的古籍，遇到残缺的善本，便四处寻访补配，一如祖父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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