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太行山革命纪念馆档案查阅室。
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在堆满资料的长桌上投下明亮的光斑。空气中浮动着旧纸张和油墨特有的、略带陈腐却令人安心的气味。陈砚和赵建国面对面坐着,中间摊开着王大娘那本珍贵的日记复印件,以及陈砚自己梳理的军号流转脉络图。
赵建国扶了扶眼镜,指着日记中“1944年12月8日”记载后面,一段不太起眼的补充说明:“陈同志,你看这里。王大娘在日记后面,用更小的字又加了一笔,似乎是后来回忆时补记的。”
陈砚凑近细看。在记述托付军号的主段落下方,果然有几行更加潦草、几乎挤在一起的蝇头小字:
“……后,闻邻村遭袭,恐敌报复,遂将号暂借予游击队员赵六斤,嘱其用于传递信号,联络各村。六斤机警,善走山路,持号活动于山梁间,以其声为信,通报敌情,联络友邻,颇有效验……”
“赵六斤!游击队员!”陈砚精神一振。这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也是军号在太行山区流转中,除了张正坤和王大娘(集体守护)之外,又一个具体的使用者!
“赵六斤……”赵建国若有所思地念叨着这个名字,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馆里早年收集民间抗战史料时,似乎有提到过一位活跃在咱们这一带的游击队员,就叫赵六斤,或者类似的名字。我查查!”
他立刻起身,走到一排标有“民间记忆·游击战”的档案柜前,迅速翻找起来。片刻后,他抽出一本装订粗糙、纸张各异的册子,封面上手写着“太行第三军分区民间抗战事迹拾遗(1959年收集)”。
他快速翻阅着泛黄脆弱的纸页,目光在一行行手抄或复写的记录上飞速移动。终于,他停在一页,手指点着一段文字:“找到了!你看!”
“赵六斤,男,约1915年生,原籍石头村邻村赵家沟。1943年加入当地民兵,后因熟悉地形、胆大心细,被选拔为区游击小队通信员。1944年至1945年间,活跃于狮子岭、老鹰崖一带,主要负责情报传递、侦察敌情、联络各村自卫武装。曾多次利用简易信号(如军号声、火光、特定位置摆放的标记物)及时通报日伪军动向,使群众和游击队得以提前转移或设伏。1945年夏,在执行任务时失踪,后证实牺牲。”
事迹对得上!时间(1944-1945)、地点(狮子岭一带)、身份(游击队员、通信员)、甚至使用信号的方式(军号声)——都与王大娘日记的补记高度吻合!
“这个赵六斤,很可能就是用过‘守土’号的那位游击队员!”赵建国兴奋地说,“而且,他还有后代!我记得……对!他有个儿子,好像叫赵小军,现在应该还住在赵家沟!前两年村里修路占地,我还去协调过,有点印象!”
这无疑是突破性的进展!陈砚立刻决定前往赵家沟。
下午四点,赵家沟村支部会议室。
赵家沟距离石头村大约十几里山路,村子更小,更偏僻。在村支书的热心安排下,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在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举行。除了陈砚、赵建国,还有三位被请来的老人,他们都是当年游击队员或民兵的后代。其中一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皮肤黝黑、手掌粗大、眼神却透着精明的汉子,正是赵六斤的儿子,赵小军。
当赵建国说明来意,提到“守土”军号和可能被赵六斤使用过时,赵小军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情绪明显激动起来。
“没错!我爹生前,确实提过一把军号!”赵小军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那时候我还小,他偶尔跟我讲打鬼子的事。他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跟鬼子面对面拼刺刀,是送信!山这么大,路这么险,鬼子说不定猫在哪个山旮旯里。后来,他从石头村一位老大娘那里,借来一把军号。”
他努力回忆着父亲的只言片语:“我爹说,那号跟部队用的不太一样,好像更旧些,号嘴上还刻着字(他记不清是什么字了)。他说,有了那号,送信就方便多了!有些情报,不用人跑断腿,爬到高的山梁上,瞅准方向,吹几声号,对面山头上的自己人就能听见,就知道是啥意思了!”
“他还专门琢磨了一套‘号语’!”赵小军说着,起身走到会议室角落一个陈旧的老式木柜前,打开锁,从里面取出一个用油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将布包拿到桌上,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本巴掌大小、用粗糙的土纸订成的册子,封面已经破烂,用毛笔写着“杂记”二字。册子旁边,还有一小截磨得发亮的牛角号嘴(显然是后来配的),以及几块画着奇怪符号的小石片。
赵小军翻开那本“杂记”。里面的字迹歪歪扭扭,有些是文字,更多的是简单的图画和符号。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几个简单的波形图一样的符号,旁边标注着歪斜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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