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雷声响过，江南的雨就没停过。秦越站在苏州府衙前的空地上，看着工匠们搭起三丈高的木棚，棚顶的茅草还在滴水，他手里攥着的“财产税细则”却早已被体温焐干。
“秦大人，这棚子搭得够高了，十里外都能看见。”为首的工匠抹了把脸上的雨水，指着棚柱上的横梁，“您要的‘公示栏’，就钉在这最显眼的地方，保证识字的不识字的，都能看明白。”
秦越点点头，从随身的木箱里取出一卷黄纸，上面用朱砂写着“财产税试点细则”，墨迹淋漓，是林砚在京城亲笔拟定的。他小心翼翼地展开，让工匠按原样誊抄在木板上：“田十亩以下、房一间以下，缴税一成；田五十亩至百亩、房五间至十间，缴税三成；田百亩以上、房十间以上，缴税五成。”
每一条后面都跟着注解：“一成税即每两田租缴银一分，五成税即每两田租缴银五分”，旁边还画着简单的算盘图，用黑炭标着“十亩田缴银一钱，千亩田缴银五十两”，连不识字的老农都能看懂。
棚子刚搭好，就围拢来一群百姓。有挑着菜担的农妇，有背着工具箱的木匠，还有几个穿着短打的佃户，都踮着脚往木板上瞅。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头眯着眼念了几遍，忽然跺脚道：“这是说，田多的多缴，田少的少缴？咱这五亩地的，以后只缴一成税？”
“可不是嘛！”秦越身边的小吏大声应着，把带来的“税银对比表”贴在旁边，“您老以前每年缴银二两，按新规矩，缴二钱就行，省下的一两八钱，够买三石米！”
老头愣了半晌，忽然抹了把脸，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真的？不会是官府哄人吧？去年说减租，结果田主加了租子，税也没少缴……”
“绝无虚言！”秦越上前一步，声音穿透雨幕，“咱这税改，有‘三公开’：田产数量公开、缴税明细公开、监督名单公开。哪位乡亲不信，可去府衙查田产册，上面记着谁家有多少田，一笔都错不了！”
他这话刚落，人群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十几个穿着绸缎的富户簇拥着苏州最大的田主王员外走来，王员外手里拄着象牙杖，指着木板上的细则，脸色铁青：“秦大人好大的胆子！我王家有田三千亩，按这规矩要缴五成税，凭什么？！”
跟来的富户们纷纷鼓噪：“就是！凭啥多缴？我们的田也是祖辈挣来的！”“这是劫富济贫，朝廷不管吗？”
秦越没动怒，反而让人搬来张桌子，把王家的田产账和缴税记录摊了开来。账册上明明白白写着：“王家田三千亩，年收租银六千两，按人头税缴银一百两”，旁边用红笔写着“按财产税，应缴银三百两”。
“王员外您看，”秦越指着账册，“您三千亩田，收租六千两，缴一百两税；而那边的张老五，三亩田收租六两，缴银二两。您的田是他的一千倍，缴的税却只有他的五十倍——这公平吗？”
王员外被问得噎住，强辩道：“我要雇长工、修水渠，开销大着呢！”
“开销再大，也比张老五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土房里强吧？”秦越提高了声音，让周围的百姓都能听见，“他缴二两税，就得卖半亩地的口粮；您缴一百两，不过少买两匹绸缎。这税，到底是谁缴不起？”
人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有个佃户大声说：“王员外去年收租时，一亩地加了五十文，我们都没敢说啥，如今让他多缴点税，咋就不乐意了？”另一个老农接口道：“就是！这税改好，改得公道！”
王员外见百姓都向着秦越，气得发抖，却又说不出道理，只能撂下句“我去京城告你们”，带着人悻悻离去。
秦越望着他们的背影，对百姓们拱手道：“乡亲们放心，只要税改合情合理，谁告都没用。从今日起，每个村都设‘监督牌’，谁缴了多少税、谁没缴，都写在上面，大家互相盯着，谁也别想耍赖。”
接下来的一个月，秦越带着小吏们跑遍了江浙的州县。每到一处，先搭公示棚，再查田产册，最后让村民推选代表轮流监督。有富户想瞒报田产，村民们就主动来揭发：“李家祠堂后面还有十亩水田，账上没记！”有税吏想从中渔利，监督牌上立刻就会出现“某吏多收张三税银五钱”，吓得那税吏连夜把银子送了回来。
苏州府的张知府起初还担心出事，见秦越把“公示、监督”做得滴水不漏，百姓们不仅不闹事，反而主动来缴新税，忍不住叹道：“林侍郎真是神人，这法子看着简单，却把人心都拢住了。”
秦越却不敢懈怠。他按林砚的嘱咐，每月汇总一次税银账，详细记录“新增税银”来自哪些富户，“减免税银”惠及多少穷户，连同田产册的副本一起，派人送往京城。
林砚收到第一月的账册时，正值初夏。他翻开账册，见上面记着“苏州府新增税银八千两，逃税户数减少一百二十户”，旁边贴着秦越画的小图：一个老农拿着新缴的税单笑，一个富户对着公示棚瞪眼，笔法虽拙，却透着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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