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呐屏上的光点稳定接近，距离两海里，速度很慢，像是刻意保持静默航行。沈望舒调整着接收频率，耳机里传来规律的嘀嗒声——那是穆勒网络约定的识别信号，三短两长，重复三次。
她向驾驶舱外的众人点了点头，示意安全。潜艇保持深度，向着那个光点的方向缓缓靠拢。
十分钟后，透过舷窗已经能看到那个水下物体的轮廓。那不是另一艘潜艇，而是一艘小型潜航器，长约四米，外形像一枚鱼雷，但顶部有透明的观察罩。潜航器靠近潜艇侧面，机械臂伸出，将一个密封的金属箱吸附在潜艇外壳上，然后发出两声短促的声波信号，调头消失在深海中。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干净利落。
沈望舒操纵潜艇上浮到十米深度，打开侧面的应急舱口。海水涌入狭窄的气闸室，金属箱被水流冲了进来。她迅速关闭舱口，启动排水泵，然后打开内层舱门。
金属箱不大，约三十公分长，二十公分宽，表面涂着防锈漆，锁扣是精密的密码锁。沈望舒输入穆勒电报中提供的六位数字，锁扣应声弹开。
箱子里有两样东西。第一份是折叠整齐的电报纸，第二件是一个铜制的圆筒，筒身刻着精细的缠枝花纹，盖口用火漆密封，火漆上压着一个独特的印记——和陈远山笔记本扉页上的私人印章一模一样。
沈望舒先展开电报纸。上面的字迹是打字机打的英文，但内容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写在旁边：“海城联络处已暴露，勿往。看守老校工三日前失踪，房子现由不明人员监控。另，陈远山教授1937年离校前，曾寄存此铜筒于我校国际友人处，嘱托若其子陈序持合影来寻，方可交付。筒内为半张照片，另半张在清荷手中。双片合一方得完整坐标。清荷现化名苏婉，居于海城霞飞路梧桐巷七号，以刺绣为生，深居简出。警惕，她可能也在监视中。”
顾梦依接过电报，快速阅读后看向陈序：“你父亲把照片撕成了两半，一半留给你，一半留给清荷。只有两张半片合并，才能看到完整的标记，得到真正的坐标。”
陈序没有说话，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个铜筒上。筒身的缠枝花纹在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金色光泽，火漆上的印章清晰可见——那是父亲书桌上那枚青田石章印出的图案，一个变体的“山”字，嵌入灯塔轮廓中。
他伸手拿起铜筒，入手沉甸甸的。筒盖和筒身结合得很紧，他用了些力气才拧开。里面是一层防潮的油纸，揭开后，露出半张泛黄的照片。
真的是半张。沿着照片中轴线被整齐地裁开，留下的是左侧部分。画面上是陈远山的半侧身影，他站在图书馆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书，正转头看向画外——看向被裁掉的右侧部分。照片背景里，图书馆大门上方的石雕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建成”清晰可见。
在照片背面，陈远山用钢笔写了几行字：“若吾儿得见此半片，当知父非独行。另半片在清荷处，她若安好，必会守诺。双片合并之日，方见真途。民国二十六年八月，远山留。”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1937年8月。那正是抗战全面爆发，金陵大学准备西迁的时候。父亲在那样混乱的局势下，依然冷静地做了这些安排。
陈序翻过照片，仔细查看被裁切的边缘。切口非常整齐，像是用专业的裁照片刀完成的。在切口处，他发现了极细微的记号——每隔一厘米就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像是用针尖刺出的，排列成一种特定的节奏。
“这是定位标记。”沈望舒凑近观察，“两张半片照片合并时，这些点会对齐，形成完整的图案或坐标。”
她取出放大镜，让陈序对着灯光查看。在放大镜下，那些小点确实组成了模糊的线条轮廓，但只有一半，看不出全貌。
“需要另半片。”陈序说，将照片小心地放回铜筒，“去霞飞路梧桐巷七号，找清荷……或者说，找苏婉。”
钟衡一直在旁边沉默地看着海图，此时抬起头：“霞飞路在法租界，梧桐巷那一带很安静，多是独栋的小洋楼，住户非富即贵。一个以刺绣为生的女子住在那里，有些蹊跷。”
“可能只是掩护。”顾梦依分析，“清荷当年能参与‘普罗米修斯项目’，绝非常人。战后隐居在海城，用刺绣作为身份掩护，住在那样的街区反而不会引人注意。”
沈望舒看了看航海钟，凌晨三点四十分。“还有一个半小时抵达预定位置。但如果我们不去静安寺路的联络处，而是直接去霞飞路，需要调整靠岸地点。霞飞路靠近城市西侧，从码头过去要穿过大半个海城，白天行动风险太大。”
“黎明前上岸。”陈序做出决定，“趁着天色最暗的时候，从西码头那边的小渔港混进去。那边检查相对宽松，而且我有熟人。”
他说的熟人是西码头鱼市的老赵，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渔夫，陈序当邮差时经常给他送信。老赵的儿子早年参加抗战没了音讯，陈序曾经帮他在邮政系统查询过，虽然没找到结果，但老赵一直记着这份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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