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秋风，带着黄土坡的干爽吹进北京。聂红玉刚把新一批“低盐酱菜”的质检报告签完，林晓燕就抱着一摞订单冲进办公室，红格子衬衫的袖口都磨起了毛：“聂总！山西的王经理快把电话打爆了，说咱们的酱菜在太原卖疯了，超市货架天天空，他催咱们赶紧在山西开分厂，不然这市场就要被本地作坊抢了！”
办公桌上的搪瓷缸还冒着热气，泡的是黄土坡新收的菊花茶。聂红玉指尖划过订单上“月销五万袋”的数字，眉头微蹙：“北京到太原的火车要十四个小时，原料运过去成本涨三成，成品运输还容易变质。开分厂是刚需，但选址、原料、工人都得实地考察。” 她抬头看向窗外，加工厂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青烟——自从1983年品牌升级后，“红玉食品”的订单像潮水般涌来，北京的厂区已经三班倒，还是跟不上需求。
“我陪你去！” 沈廷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刚从河北考察原料基地回来，军绿色的外套上还沾着草屑，“我托老战友问了，北京到太原现在有飞机，两个小时就到，比火车快多了。你第一次去山西，我不放心。” 聂红玉愣了一下，飞机？前世她当酒店经理时，国内航线坐得像公交车，可穿越到1984年，坐飞机还是件稀罕事——得单位开证明，提前三天订票，票价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的工资。
“坐飞机会不会太张扬？” 聂红玉顾虑重重。1984年的个体户还带着“投机倒把”的阴影，她这个“地主成分”出身的女老板，行事太出挑容易招人眼。沈廷洲把一杯温水放在她面前，指腹摩挲着杯沿的花纹：“汤书记说了，现在政策鼓励个体创业，咱们开分厂是带动地方经济，坐飞机是为了赶时间谈项目，光明正大。” 他从口袋里掏出张皱巴巴的纸条，“我战友帮着联系了民航局，证明都给开好了，明天上午十点的航班。”
晚上回家，柳氏正蹲在厨房腌萝卜，瓦盆里的萝卜条裹着盐粒，散发出清脆的香气。听说聂红玉要坐飞机去山西，她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盆里，直起腰来拍着围裙：“坐飞机？那玩意儿在天上飞，安全吗？不行不行，还是坐火车稳当，大不了多花点时间。” 聂红玉走过去帮她捡筷子，笑着说：“娘，飞机很安全，沈廷洲的战友都坐过好几次了。再说开分厂的事急，早一天定下来，就能早一天让山西的乡亲吃上咱们的酱菜。”
柳氏还是不放心，连夜给聂红玉缝了个贴身的布兜，里面塞了二十块钱和几张粮票：“钱放这里面，别让人偷了。到了山西记得吃热乎的，别学年轻人凑活。” 她又翻出沈廷洲的旧军大衣，“夜里凉，带上这个，别冻着。” 聂红玉抱着军大衣，鼻尖一酸——1968年她刚到沈家时，柳氏连条完整的裤子都舍不得给她，现在却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往她包里塞。
陈教授也特意跑来，带来一摞用油纸包着的配方：“这是我改良的‘杂粮酱菜’配方，山西盛产小米、高粱，用这些做底料，味道更醇厚，还能降低成本。” 他戴着老花镜，指着配方上的数字，“盐的比例要控制在百分之二，发酵温度必须在二十五度，这些细节你记牢，别让当地工人瞎改。” 聂红玉接过配方，纸页上的字迹工整有力，像陈教授这个人一样，踏实可靠。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沈廷洲就骑着自行车驮着聂红玉去机场。1984年的北京机场还没有后来的航站楼，只有几排红砖房，候机室里挤满了人，大多是穿着中山装的干部和抱着公文包的技术员。聂红玉穿着一身藏蓝色的的确良外套，头发用发卡别得整整齐齐，在人群里格外显眼——不少人都偷偷打量她，毕竟这年头，女同志单独坐飞机的太少了。
换登机牌时，售票员看着聂红玉的证明，好奇地问：“‘红玉食品’？是不是卖酱菜的那个？我妈天天买你们的酱萝卜。” 聂红玉笑着点头，售票员立刻热情起来：“你们的酱菜太香了！我给你留个靠窗的位置，看风景清楚。”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干部听见了，凑过来说：“我是山西外贸局的，正要回太原。你们要在山西开分厂？要是需要政策支持，找我就行。” 沈廷洲连忙递上烟，三个人站在柜台前聊得热络。
登机的时候，聂红玉的心跳不由得加快。眼前的飞机是苏制的伊尔-18，机身有些斑驳，螺旋桨转起来“嗡嗡”作响，震得地面都在颤。空乘人员穿着蓝色的制服套裙，戴着白手套，笑容标准却带着时代的拘谨。聂红玉刚坐稳，就有人过来问她是不是“歌唱家”，惹得沈廷洲哈哈大笑：“我媳妇是开酱菜厂的，比歌唱家还能干。”
飞机滑行的时候，聂红玉下意识地抓住扶手，像个第一次出门的孩子。前世她坐波音747时，从来都是从容地翻杂志、喝咖啡，可现在坐在这架老旧的飞机上，看着窗外渐渐后退的跑道，突然觉得恍如隔世。1998年的某个清晨，她也是这样坐在机场，手里攥着被辞退的通知书，看着天边的朝霞，觉得人生一片灰暗；而现在，1984年的朝霞同样洒在她脸上，手里攥的却是开分厂的希望，人生早已换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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